内容提要 本文阐释毛泽东军事自由观的主体尺度的思想内涵，揭示了人民战争主体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正义两大原则，提出重塑未来人民战争主体的两个基本条件以及权利义务双向运行的现代模式。论文强调，尊重全民武装的自由权；是确立战争主体动力的储能和开源机制，也是对主体进行定位和定量分析的微观尺度，它构成权利主体重塑的微观基础。高擎捍卫自由的正义原则，是确立战争主体力量的释能和导流机制，也是对主体进行定向和定性分析的宏观尺度，它提供义务主体重塑的宏观对策。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党的七大作了系统化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为七大召开作准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两个基本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从政治路线角度论证了人民战争路线，在具体纲领中讲到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军队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土地问题中的农民问题；[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从军事路线角度作了专门总结，明确表述了人民战争以人民为主体的重要观点，强调“胜利的人民战争，是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并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来取得的。”[②]这些历史文献，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经典性奠基之作。面对现实和面向未来，我们重温这些光辉篇章时，深深认识到：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是中国人民历史主动性和主体能动性在战争中所建树的军事自由王国。这座王国的基础是亿万民众用血肉和汗水浇铸而成，它的上层建筑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结晶和升华，它的王冠是以突出人民自由和人民军队自由为内涵的毛泽东军事自由观。 一、尊重全民武装的自由权，开发战争主体的动力源 战争是社会力量以特殊形态进行的流血政治运动。战争主体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物质承担者。人民战争主体论的主旨，是把民众看作转动战争舞台的主角，最终决定战争命运的主宰。设计水库的设计师，关键是蓄水和放水。前者是储能，后者是放能。指导战争的设计师，同样要解决武装力量的储备和运用问题。 法国大革命使拿破仑发现了“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率先实行了片面的不彻底的民众战争。[③]这种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充分表现在作为拿破仑战争理论形态的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中，特别是书中对战争主体的划分与规定上。他的“三位一体”的战争三要素论，也是战争主体三层次论。在三层主体中，人民是战争暴烈性自然冲动的主体；统帅（军队内）是自由精神的活动主体；政府是理智行为的主体。[④]这里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只能把民众当作工具（客体）来使用，不能看成主体来依靠；使用的不是全民，不能贯串于全程，也不能展开于全面；自由、理智只属于军队统帅和政府官员，自然本能便归属于群氓式的人民。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促使一切剥削者不可能真正给劳动者以自由权利，其中包括武装自由权。 全面而彻底的人民战争，只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才能真正加以实施。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武装全体人民”的伟大口号。列宁在战争实践中坚持“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支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⑤]从而“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⑥]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建构了中国人民战争主体的动力机制，在储能和开源的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第一，始终突出全民武装的自由权。1936年7月，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⑦]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39年，延安兴建新市场，舒同写了五个斗大的榜书：“延安新市场”。毛泽东则题了一副长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⑧]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专论“人民的自由”，强调“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⑨]第二，将政治自由与武装人民紧密结合。在1933年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毛泽东就指出：停止进攻（苏区）、给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作为共同抗日的三项条件。其要害是后两条。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毛泽东的讲话和报告中，都反复加以强调和解释，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使之逐步落实。[⑩]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要争取抗战胜利也就无保障。”[(11)]第三，武装农民与解决土地问题，是动员农民的枢纽点。因为它将政治、军事自由扎根于经济社会自由的切身利益之中。毛泽东说：“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12)]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土地问题，土地的所有权即地产自由权问题。在一穷二白的农村中，只有土地是农业的主要资源，也是体现农民经济自由的物化形式。只有从土地上解放农业生产力，才能使战场上有可供吸纳的兵员，从而不断增强和提高人民战争的战斗力。 二、高擎为自由而战争的义旗，加速奴役性战争的消亡过程 自由与奴役是相对立的，自由与解放是相对应的。[(13)]奴役在劳动异化的条件下，派生出一系列丑恶的社会变态现象。异化过程的人类文明，是“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4)]那种付出沉重代价的文明。这种文明在流血的政治中，以更加残酷和暴烈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毛泽东认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15)]战争在私有制条件下，始终是围绕着自由权与奴役相对立的轴心展开的。氏族制度下的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因为原始公有制下“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16)]奴隶制、封建制下的阶级战争，是自由人奴役被奴役者，从而剥夺多数人自由的非正义战争；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才是反奴役争自由的正义战争。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族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行法西斯制度的轴心国“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而反轴心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