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科学地界定它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深入理解与掌握毛泽东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界定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幼年的党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曾犯了右倾和“左”倾错误。党在同这两种错误倾向做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概念，则是在40年代，党已走过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道路逐步走向成熟时开始提出并逐步被全党所确认的。延安整风期间，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革命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开始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说法。1943年7月，王稼祥在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认真地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等方面总结了合乎中国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并指出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此时还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经过长期酝酿和讨论，1945年6月，党的七大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宣布并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总纲。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②]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已显示出刘少奇在40年代对毛泽东思想界定的局限性。因此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再次研究和界定了毛泽东思想。60年代至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错误的界定。这集中反映在林彪1966年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重新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概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③]党的十二大重申了这个科学涵义，沿用至今。 对毛泽东思想涵义界定的评析 纵观上述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可以发现，各个时期的界定都与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和赞颂紧密相联，与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问题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对跨越两个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初就遭到了“左”倾领导人的反对和讥讽。他们视其为“狭隘经验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甚至我党决议神圣化，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相反，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切实深入的分析；他的关于农民问题、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等方面的政策和理论，他为党制定的对内对外的正确政治路线，使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延安整风清理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全党上下普遍而又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指引革命胜利的旗帜。全党迫切需要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予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应运而生。一经提出，很快为全党接受，陆续出现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负责人的讲话中。刘少奇充分吸收了王稼祥等同志的提法和意见，集众家之长，在党的七大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涵义作了较完整准确的界定，并系统阐述了其基本内容。刘少奇的界定虽是初步的，但为以后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尽管不很完善，却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结合性）及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几乎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同步，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较科学的界定，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随民主革命和三大改造的相继胜利，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南的毛泽东思想已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社会功能迅速向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扩大。一方面出于党面临建设新任务的需要，另一方面出于群众性普及毛泽东思想的需要，再次对毛泽东思想界定势在必然。中央军委的界定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根本特征，且首次以党的决议形式增添“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的新内容，以简洁的文字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性特点。这是其积极方面。但“左”倾思想的不断发展，使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工作受到干扰和影响。个人野心膨胀的林彪利用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机会，狂热宣传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致使1966年的界定不仅失去了集体性光环，而且呈现出变异形态。当时正处于国际反帝反修、国内强调用阶级斗争观念审视政治生活的特殊时期，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带有这时期的痕迹。首先，60年代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过渡时期，林彪的时代界定显然不符合当时实际。其次，林彪将毛泽东晚年对具体事物的某些认识绝对化，实践证明，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再次，林彪的界定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林彪采取贬低马列主义的手段，任意拔高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它解决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能成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孕育不出毛泽东思想。这些已在中国革命史中得到了雄辩的证明。“文革”前后，思维方式还囿于神化毛泽东的氛围中，无法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的界定。这时把毛泽东思想错误地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不注意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丢弃了它的丰富内容，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