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前者以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奉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代表。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1946年算起，到1974年止，历时28年。这28年是大量位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同大国强权政治抗争的过程，更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露的过程。 对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国内学者作了许多研究和论述，提出过很好的见解。但是，从世界多极化趋势这个角度，进一步考察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意义，至今仍然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一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各大国的首脑都对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提出过相应的理论。但是，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小国、弱国和穷国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由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继续，也是小国、弱国没有取得独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附庸从属地位的必然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巨头”一手策划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组成的新“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也是如此。 通观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无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受到过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首先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侵略势力。同时，这个体系所代表的强权政治，也受到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埃及等亚非国家的反抗。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同美、英、苏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轴心国的侵略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不仅巩固了美、英、苏等国的大国地位，这些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这就为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步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又对雅尔塔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苏美两极格局。而在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的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就作为一种潜流存在着。这首先是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新兴独立国家，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一个对世界两极格局形成挑战的是两大阵营中的离心和分化倾向。它始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独树一帜；二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性。到7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五强格局和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态势。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在以两极格局为主导的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孕育、发展并逐步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代表弱国、穷国、小国利益并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毛泽东始终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关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处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形成“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成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里，对战后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势发表了见解。提出：“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①a]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②a]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不是由少数大国决定的，而是由各国人民来决定。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③a] 这些论断，和当时斯大林试图通过苏美两大国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战后世界局势的基本论点。 二战刚刚结束，在中国迅速形成了苏美等大国插手中国事务的复杂局面。而且，无论美苏都把各自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利用美英苏等大国均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有利情况，利用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争取胜利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的方针。他估计，在二战结束后维持一个时期的和平是有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①b] 1946年4月，毛泽东在国内短暂的和平局面即将被国民党打破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对于国际局势的一种悲观估计，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②b] 关于两大阵营之间妥协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③b]妥协的范围，“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④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