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他既有“壮观的挑战人格，浪漫的反叛欲求，坚定的造反意志，超凡的思维方式”，又有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质朴情怀；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侠士风度；讲求实际，崇尚艰辛劳动的务实精神；坚定自信，不畏强暴的伟人气概。毛泽东的这些性格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周围的环境影响有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对他的影响。毛泽东的许多个性特征都留存着湖湘文化的历史痕迹。湖湘文化“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主张社会变革，反对因循守旧；重视民族气节，崇尚艰辛劳动，提倡独智大醒；强调“民为邦本”，推崇务实精神。我们如果把这些思想内容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作一类比，就可以从中找到他们内在的契合点，发现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湖湘文化的内在影响，可以说湖湘文化为毛泽东个性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养料，正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才形成了毛泽东不同于众的鲜明个性，也才是他能够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不朽的历史伟人。 一、湖湘文化的崇尚气节和变革意识是毛泽东挑战人格形成的力量源泉 要了解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个性特征形成的影响，首先就必须了解湖湘文化发展的渊源。湖湘文化是集我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一种优秀文化，它兴起于湖南大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而影响则波及全国各地。它的发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屈原瑰丽神奇的浪漫诗篇，庄子奥妙宏伟的哲理散文，深深地激荡和哺育着湖湘文化”。[1]到南宋时期，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轼等人继承了古代湘楚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了理学的思辩方式，在湖南各地聚徒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到清代经过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的阐微发幽，旁征博论，使湖湘文化形成了自己完备的思想体系，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化流派。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岳麓书院也因此赢得了“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这座“千年的学府”相继培养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著名者如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派的代表魏源、陶澍。洋务派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资产阶级唯心派的代表谭嗣同、唐才常、沈荩，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杨昌济等。这些近代的湘贤名人，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于学贯古今、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功业和伟绩就成了毛泽东立志效仿的楷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也就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氛围陶冶下培养起来。 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气节和主张变革。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爱国诗人屈原不忍见楚国灭亡而怀石投江；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轼等人面对山河破碎，力肿“抗金御侮”，书写了“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曾“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四十余年，著书达百种，共700万言，他书中的话“带着热，吐着火”，所流露的“对民族精爱具有感动后辈中国人，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近代的魏源愤于外敌欺凌，民族受辱的现实，发愤编撰了《海国图志》，寻求“以夷制夷”的良方，以求中华民族并雄于西欧诸国，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出洋留学，学成归国后，他热心于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杨昌济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屈原、胡宏、张轼、王夫之、魏源等人是一脉相承，由于杨先生尽力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到他的教学中去，因此给毛泽东等人以巨大的震动。青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所 负的历史使命，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转变。他与同学好友晤谈时“只及学问文章道德品行和国家天下的大事，从不涉及私人生活问题”。[2]他还仔细研究过谭嗣同的《仁学》，常去“船山学社”听讲座，“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湖湘文化的启发、熏陶下，勃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因而他能在橘子洲头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强劲呼声，在日记里面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抒发了他不屈不挠的挑战个性。 如果说湖湘学派的爱国意识和爱国壮举给毛泽东的挑战个性提供了生命的动力，那么湖湘学派的变革意识则给其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社会改革的促进派，屈原虽遭放逐，仍不忘提醒楚怀王改革弊政，亲贤臣，远小人；胡安国面对北宋末年吏治腐败，奸佞弄权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倡言改革，认为“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张轼更多次向孝宗进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王夫之、魏源也都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魏源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正是在这种变革意识的影响、陶冶下，萌发了毛泽东改革现状，追求进步的爱国意向，因此，他特别强调改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我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也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并认为“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