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①]朱德的这一高度概括，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这是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探索的结晶。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朱德提出的诸多理论观点的总命题，博大而精深。本文试想通过对其中几个基本观点的论述，从而透视出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雏形，以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就教于专家。 一、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 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逼着我们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帮助下起步的。 50年代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被誉为“老大哥”。我们自己缺乏组织经济建设的经验，“苏联模式”当然就成了我们的经济建设蓝图。因此，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编制出来并组织实施的。朱德赞成向苏联学习。1952年1月21日，朱德在写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的信中就指出：“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②]但是，朱德一刻也没有忘记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考虑问题。早在1952年7月10日，朱德就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并转中央财委，表达了自己对“苏联模式”一味强调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不同意见。他说：“（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选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③]朱德的这些理论贡献，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也将继续显示其生命力。 朱德还特别注重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那些不顾国情，盲目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行为。如他纠正包头钢铁厂建设中的错误就是一例。该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设计者们严重脱离实际，决定在离旧包头几十公里的荒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还在建厂房前，首先盖起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和有各种辅助设施的职工宿舍。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完全脱离国情的错误方案。 1955年6月，朱德带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包头，亲自听取中央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市府负责人汇报，参加中共内蒙分局党委扩大会，深入现场作实地考察。在全面弄清了情况以后，朱德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取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他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还说：“要在现有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生活要向下看。”[④] 在朱德耐心说服下，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按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包钢的建设方案，既建设好了包头钢铁厂，又为国家节省了资金。 二、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 朱德主张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世界格局来考虑问题，在坚持自立更生原则的同时，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速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反对“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错误观点。 朱德反对“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思想体现在对内和对外的两个方面，主张搞好“内外交流”。 对内，他主张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这一点，前述的朱德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写的五条意见中已经体现出来。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朱德一再强调要改变从“苏联模式”中继承过来的那种中央过分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1957年1月5日，朱德对薄一波谈话指出：“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⑤]在朱德看来，把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和权利搞明确，也有利于加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地方明白了自己的权限和利益，就可以因地制宜地搞些东西出来。而各地都这样搞了，我们国家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极大的丰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也能充分体现，生产力发展就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