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受世界人民景仰的政治家，同我国亿万群众心连心的好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在这21年间，祖国发生了极为鼓舞人心的变化：经过“十年动乱”后一系列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并日益显示出巨大威力，改革开放的道路愈走愈宽广。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教育工作者在深切怀念人民的好总理的同时，更加深刻体会到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建党建国中的不朽功勋，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所阐发的许多精辟见解、理论，包括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周恩来教育思想历经几十年而光辉丝毫不减，仍然是指导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指针。 一 周恩来的教育思想，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急国家之所急，为经济和科技等各方面建设培育合格人才，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他在建国之初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①]他认为“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讲到这里，他有一段名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象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②]据此，周恩来就强调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提出必须确保教育的投入。他说得非常明确：“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是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把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③]上面的几段话深刻阐明了教育同经济的关系，阐明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服务与依靠的关系。他所说的“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实质就是讲教育与经济应当协调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要建设好，一定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为此，就要舍得在教育上投入。教育投入实际也就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对未来事业的投资。邓小平几年前讲的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同周恩来四十多年前讲的教育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精神恰恰是一致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位杰出的政治家都有着极其明智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中间又体现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尽快形成各级领导乃至全社会的深刻共识。 二 周恩来从早日求得祖国富强出发，一向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他曾经说过：“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④]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⑤]从周恩来的这两段话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何等透彻，这同邓小平关于判断姓“社”姓“资”的三条主要标准的精神又是何其一致！只有象他这样的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真正落实。 周恩来对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在原则上充分强调其重要，而且对如何实现也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⑥]这十六个字的要求太重要了，它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一度头脑发热，曾提出过不少不切实际的口号，诸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等。这些显然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同我党一向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相违背的。类似上述的一些口号，不仅无助于事业的发展提高，而且空喊一阵势必还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一教训值得深刻记取。循序前进正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做任何事情总不能设想一步登天。过去，我国经济文化的基础很差，发展科学技术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讲循序前进，也并非单纯的亦步亦趋。周恩来讲得好：“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⑦]人民中国还是有雄心壮志，要在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发展科学、加强研究工作方面，周恩来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⑧]周恩来的上述主张非常正确、及时，因为建国初期，我国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曾出现过对基础理论重视不够的倾向。在讨论1956—1967年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有人提出，我国科技发展还处在初创阶段，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还有大量的科技问题急待解决，面对这种状况，应当集中力量发展应用科学，不必也不应该再在基础研究上花费多大力量。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本意也是好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恩来认为上述看法还失之于偏颇。他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⑨]这段话讲得分量很重，分析得也很全面，可以看出周恩来确是很有远见的。他的意见中心就是必须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它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本身发展的基础。搞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不断探索新领域，总结出新规律，进而提出并发展新的理论。历史实践证明，基础理论的每次重大突破，都能推进整个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提高。当然，单单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忽视应用科学研究也是不对的，二者还应相互促进。从科技发展史上看，迄今为止的三次技术革命，都是以基础理论研究带动应用科学研究而开辟出科技新阶段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⑩]正是由于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二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得当，因而我国1956—1967年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专门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起到了舵手作用，把握住了正确方向，使国家的科技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并且较快取得了显著成就。过去的历史情况是如此，当前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科学研究正在不断开拓新的局面。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比例关系、投入力量多少方面还是要处理恰当。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意见对今天的工作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