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对党的建设的重要贡献。它集中体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3篇著作中。其中《论修养》1939年在延安出版单行本，以后多次再版，其他两篇则收入1991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一书，公开问世不久。因此，就社会影响和研究深度而言，后两篇远不及《论修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是围绕着《论修养》这篇著作进行的。后两篇著作公开发表以后，研究者的视野有所拓展。本文就这一理论的研究历史及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历史的回顾 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与《论修养》一书的出版同步开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下半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期间，伴随着《论修养》3次出版，形成3次全党学习热潮。这3次热潮的共同特点是：以配合政治形势需要对全党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直接目的，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同时，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准备了必要的骨干力量和理论基础。 有论者指出，第一次全党学习热潮形成于《论修养》首次出版的三四年内。1939年11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论修养》单行本后，各抗日根据地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基本教材争相翻印，成为根据地党员必读书籍之一。1942年，中共中央又把它列为全党整风必读文献之一，收入《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在这次学习热潮中，《论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一起，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武器。其结果是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统一。第二次全党学习热潮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两三年内。1949年8月，解放社出版了作者修订第1版，到1952年，全国共发行近70万册。这次学习热潮是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面临从在野到执政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兴起的，它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一起，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有力地推动了1950年在全党进行的以整顿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为主要目的的整风和1951年开始的整党。这次学习热潮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打开工作新局面，促进大批新党员健康成长起了积极作用。第三次学习热潮形成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调整期间。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民经济失调及党自身建设违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特别重申“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对于纠正执政党的重大失误具有重要意义。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论修养》的修订第2版。到当年底，该书在全国发行近500万册，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与社会上方兴未艾的学习雷锋热潮相呼应，在全社会造就出一种人人追求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了良好的党内环境和社会环境[①a]。 第二阶段，从1979年初至今，是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阶段。1979年2月至1983年底，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性质，并出现学习和研究高潮。1986年以后，随着《刘少奇选集》下卷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的出版及有关理论文献系统公布于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逐步走上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轨道。 继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宣传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宣传理论战线的根本任务。会后不久，王剑秋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上发表《重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文章否定了强加给这一理论的“反毛泽东思想”、“宣扬党内和平论”、“宣扬私字经”、“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4大罪名，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充分论证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好书”，并倡议学术界展开讨论。此后，又有不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提出相似的看法。这时，中共中央虽然还没有正式下发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但是，这些动态表明，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恢复名誉已经具备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号召全党学习《论修养》一书。随即，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该书。此后，全国掀起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拨乱反正的高潮。据统计，到1982年，报刊上共发表有关文章170多篇。其中，一些老同志撰写的较有分量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邓力群的《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吴黎平的《正气磅礴、大义凛然——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三的《我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点体会》、魏克明的《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恢复名誉》等。1981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全文收入《论修养》。1982年1月，新华社在《〈刘少奇选集〉上卷介绍》中指出，《论修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②a]，肯定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历史地位。 综观当时有关研究文章，基本推倒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论修养》的罪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共产党员要不要讲修养？回答是肯定的。论者一致认为，“修养”与“修正主义”不是同义词。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述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在政治、思想、道德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学习与实践所应达到的水平。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十分重视自身修养的同时，也要求所有的革命者都要进行自觉修养。同样，刘少奇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行党性修养锻炼，无可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