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实际是由两层次四部分构成：其潜意识层主要是中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思想精华部分；其理性层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精华部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中有历史进步意义成分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部分。这四部分伦理思想中的一些内容虽然相叠，但是它们并不能相互替代。 一、中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思想精华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在外祖家、自家、家乡所接受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纯朴、善良、勤劳、节俭、互助、敬老爱幼等。这部分伦理思想积淀在他思想深处，和他理性层的伦理思想一起规范着他的伦理言行。相当于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说的“良能”。“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①]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精华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和长沙求学时所接受的影响。关于这部分伦理思想，早年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伦理思想时并没有明确提到它。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卓越战士的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没有好感，对它2000多年来压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其中一些摧残人性的礼教思想持坚决批判和摈弃态度，因而不愿举这面旗帜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早年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中实际是包括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的，当然这种构成已是属于批判地继承范畴之内。因为他当时很重视国学，认为“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曾设想舍学校而“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后听友人劝才止。1919年9月在由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列为了需要研究解决的第五个大问题。他当时的中西文化观是：第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第二，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第三，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就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一无可取，而是可以批判地继承、也必须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从他早期的文稿、书信、批注、课堂笔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对他有很深影响，构成他早年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概略地试作一比较说明。 重修身。儒家重视个人修身，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表率作用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根本；治国、平天下又是修身的必然延伸和体现。《孟子·离娄上》中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早年毛泽东受儒家和老师杨昌济思想的影响，重视个人修身。早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以“修身”对先生出的“濯足”。在长沙读书时，他对修身课很重视，作了大量笔记。1915年9月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②]他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最初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的修身思想与儒家传统的修身思想相比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在内容上更强调体育的重要意义；一是在途径上更强调实践的作用。这种强调当然是为适应他救国、强国的需要。 重立志。儒家重视确立人生志向问题，主张人生要有顽强奋斗精神，刚健有为。儒家讲立志，首在求道。《论语》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早年毛泽东的立志观与儒家关于立志的思想是有相同之处的。即讲立志首在重求“道”。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③]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当，始谓之有志也。”[④]由此可知，他的立志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坚定、高尚的立志观，个人名利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在当时的中国，最大的社会真理无疑是完成救国任务；最大的人生真理无疑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尽力探索出一条正确道路。中国众多的志士仁人为此而矢志不渝，不惜流血牺牲。毛泽东当然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正是在探索救国正确道路过程中，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儒家还认为志与诗有密切关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也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早年毛泽东喜爱诗、写作诗的根本亦出于此。诗言志，这在他早年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 重理想。儒家有实现社会大同的理想。《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篇中勾画出了大同社会的蓝图。[⑤]为此，儒家又有安贫乐道，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毛泽东早年就具有宏伟理想。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⑥]“改造中国与世界”[⑦]，“谋人类全体的幸福”[⑧]，实现“世界大同”[⑨]，这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他的差别仅在于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办法和途径，历史唯心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他即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办法和途径，开始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实现理想，就要不怕吃苦。他在自己早期的文稿、书信、《讲堂录》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颜子的“箪瓢”与范公的“画粥”事迹；抄录了朱熹“惟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名言。他认为“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⑩]。他主张生活从简而为理想奋斗。 重人格。儒家重人格、气节，将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视为四不朽。认为人格、气节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士无气节，则国势奄奄以就尽”）；指出人格、气节与廉耻密切相关（“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爱名节，则不苟取”）；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喜爱有独立品格的梅、竹、松等。早年毛泽东重视人格问题。他认为，人的幸福观高下如何其人格之高下随之；人格之高下是相比较而现不是自视而定；气节之士应受到钦佩，人格不完满者应受到鄙视；主张做人应取“人格的光明”态度，“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11)]在没有人格尊严的情况下，要敢于为人格尊严而战，甚至无宁死而争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