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除了在政治上，从整个思想体系的本质上把孔子思想看作是反面的东西之外；在学术上，对孔子的具体思想从来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主张批判地继承。尤其是对孔子中庸观中辩证法思想的挖掘与论述，为我们批判地继承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树立了榜样。 一、赋予中庸观以认识论意义 在儒家典籍中，“中庸”一词始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把中庸作为人们不易达到却又不可缺的至善至美的道德规范。但从孔子的一系列言行来看，中庸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学说，它更是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孔子思想中处于基础的地位。《论语·子路》云：“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先进》云：“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这里说的“中行”就是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即过）和“狷”（即不及）。“过”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好的。而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是最好的。但中庸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孤立存在。作为“过”的表现形式的“狂”，其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而作为“不及”表现形式的“狷”，其不可取的一面在于该为而不为，其可取的一面在于不该为而能不为。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可见，中庸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中庸”、“过”、“不及”这三个概念是属于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范畴的，中庸反映着美好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在人类认识史上，这无疑是一项可贵的成就和有益的贡献。 正是基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①]毛泽东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指出：墨子的“无偏”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②]并进一步解释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③]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把握，表现上看来是对事物性质的偏离，其实正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使得只有通过这种表面的“偏”，才能达到实质的“正”。 因此，中庸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它是准确地把握事物性质的必要手段，“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④]在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中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 二、将中庸升华到哲学方法论高度 包括儒家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儒家哲学以致用为主旨，服务于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之目的。这一特点便决定了它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社会人生的范围内，研究问题不是为了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追求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是注重一系列原则的简洁实用，往往以箴言的形式将日常人伦的训导与形而上学的玄想结合起来。其结果，一方面，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点，使它能对社会和自然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从而往往使其学说中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宝贵思想；另一方面，世俗价值与理性思辨的过分靠拢，使得哲学思维空间十分狭窄，一些哲理化思想往往具有一种直接体验的色彩，无法达到其本来应达到的高层次。 孔子的中庸思想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学说的这种从伦理入手去探求普遍真理的特点。象其“允执其中”、“过犹不及”等观点，实际上都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可在孔子学说中主要把它们当作伦理政治思想。正如孔子所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可见，中庸的主要内容在于君臣父子，一言一行都必须以礼相约，中庸的关键在于对礼的遵从上“无过无不及”。这样便容易把内涵丰富的中庸思想拘泥于待人接物的处世原则方面。 毛泽东打破了孔子学说的这种局限性，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⑤]这是毛泽东结合现实斗争提出的一个新见解，是对孔子中庸观的发展与深化。这样，孔子中庸思想经过改造，脱离了原来的低层次状态，升华到了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为革命唯物辩证法所吸收和利用。 三、在中庸观中注入发展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的论述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中庸应当是动态的、发展的。他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说：“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⑥]这是毛泽东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成分，同时在其形而上学的静态中注入动的成分，赋予其发展的观念。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孔子的中庸观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同时又肯定了孔子中庸观中“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合理性。概言之，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为：其一，通过反对“过与不及”，“作两条战线斗争”以确定事物的质，即只有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才能确定事物的质；其二，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的质是相对安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三，随着这种相对安定的质的发展变化，在对质的把握上存在着“过”和“不及”，即“左”倾和右倾两种倾向的可能性，要不断对事物的质作出新的把握，以求达到更高阶段的平衡。毛泽东的见解是独到而精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