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权力的学说，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一思想，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对于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掌好权，用好权，建立廉洁政府，避免以权谋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党的权力来源，权力的服务对象及权力的监督三个部分来分析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思想，就教于同仁。 一 权力，即意味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人类社会的主人，应当拥有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权力。但是，人类社会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了以阶级对抗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权力以后，主宰社会的权力发生了异化，表面上看来，实施和拥有这个权力的是超越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但国家的实质是凭借暴力产生的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私有制社会中，这种国家权力无论是以“朕即国家”的个人专制形式出现，还是以“主权在民”的共和形式出现，都意味着社会极少数的剥削阶级拥有一切权力，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处于无权或少权的地位。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广大劳动群众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权力又回到劳动者的手中，广大劳动群众才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义。 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劳动群众已成为国家的主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较低，经济文化还较落后，人们还必须被迫进行着社会分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很明显，还不具备由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条件，只能由人民群众的代表，人民代表及代议制政府代表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列宁在论述共产党的政权时就指出：“新政权是绝大多数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1〕” 毛泽东充分吸收了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权力来源的思想，他经常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2〕。 ”我国宪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只是代表人民群众执掌国家政权，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经济事务，文化事务，制定和执行政策。”毛泽东这种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思想，反映了无产阶级权力的本质，是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权力思想的逻辑起点。 二 既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权力在操作运行当中，应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的宗旨和基本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权力理论的核心。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必须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要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奋斗，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长远奋斗目标，决心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些思想在党的先驱者的文章及讲话中反复论述，广为宣传。但完全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鲜明的概念， 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 1944年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同志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949年9月， 毛泽东在其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励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进一步坚持了这一思想，多次向全党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3〕 毛泽东关于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权力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即党的权力主体——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为权力的客体——人民服务，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把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称作“人民的勤务员”，他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4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含义： 第一，共产党的权力要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每句话，每个行动， 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6〕可见， 毛泽东是把合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共产党人权力的最高价值标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最终决定党的领导活动。而且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一价值标准同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发展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相联系，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这样， 毛泽东便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具体化成生产力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