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及其错误的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亦民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原文出处:
真理的追求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199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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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已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科学的、也是权威的历史决议,是认识毛泽东的根本依据。但是决议是一回事,而人们如何理解和接受又是一回事。如多年来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笔者觉得,只要承认毛泽东的错误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实践中的错误,那么就要看到探索本身是应当肯定的,并可以在错误的背后发现其值得后人继承的合理因素。本文特就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提出讨论,供批评指正。

      一、既要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要正视“反修防修”出发点的合理性,认清防止与反对“和平演变”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战略思考,并从这一高度认清其错误性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恩格斯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216页)用这句话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动到最后否定,也是恰当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动几亿群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表明它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反之,它最后又被亿万群众所否定,恰恰说明“文革”的过程就是由合理而转到不合理,最后“一定要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要求我们重视对源流的分析。许多历史现象在它发轫之初,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其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受到人们的重视时,其源流也未必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要全面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作为,唯有从“文革”的出发点上加以透视。

      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二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开始,在苏共日益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特权阶层以后。这样,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和苏共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就成了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党对国家战略思考的中心议题,“反修防修”的思想也在此背景下萌芽;进入60年代以后,他就不断地向党内提出“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虽然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却表明了他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上具有历史的洞察远见。这对于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可是在联系到我国党内国内问题上,他把当时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加之采取一些错误的做法,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这里,毛泽东既有主观上“左”的思想所支配,又有客观上受林彪、江青等野心家们的利用、干扰与破坏。结果事与愿违,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也要看到:他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顶住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方面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否认的。前一方面是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改变了世界形势的格局,形成了美苏中之间不等边的三角关系,为以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后一方面由于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走向歧途,未获成功。但不能忘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积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和思考。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彰明较著,并更显其晚年战略思考之深邃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错误的本来形象。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动乱,是失败了,应当否定。但失败的结果,并不能反证其出发点的错误,一个好的命题,未必能做出一篇好的文章,其教训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但我们总不应该像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要珍视毛泽东晚年战略思考中的合理因素。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二、既要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也要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理论的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错误,是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甚至在“文革”中又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上来。这个指导思想既制造了政治的动乱,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摒弃这个“左”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值得指出的是,摒弃和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不等于摒弃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摒弃的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地位而冲击经济,影响社会稳定,并不是否定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的人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对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讲了,似乎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了,甚至连观察社会的基本武器——阶级分析方法也不要了。不讲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为“和平演变”开了方便之门,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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