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4.19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08-29 从历史上看，人类及其本性孕育于自然之中。早期人类因对自然缺乏足够的认识而赋予自然无限的“迷魅”，古希腊神话即以神的形象和方式来解释世界的本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西方哲学思想的萌芽。此后，随着人类主体及其反思意识的提升，人类开始把主观世界从自然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于是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逐渐形成。苏格拉底以镌刻在雅典特尔斐神庙上的“认识你自己”为座右铭，将哲学的主题从探讨客体世界转为探讨人类自身的主体世界，试图揭示人类社会普遍的善，从而开启了西方人性论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自然人为基础，以理性为认识真理的基本路径，以人类灵魂的善和美为主要内核，来尝试构建古典教育的哲学理论，而人性论则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近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促使自然“祛魅”，自然人基础转向社会人基础并将个体置于社会境遇之中，力求培养适应并能不断革新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由此奠定了现代教育的主旋律。在此历史背景下，裴斯泰洛齐和卢梭、康德等人一起，围绕人性及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度的哲学思考和探索，从而为西方教育哲学增添了新的思想养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及业绩就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部分学者传入中国，其教育代表作《林哈德和葛笃德》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醉人妻》和《贤伉俪》[1]，但关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哲学思想，迄今为止学界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人性论这条主线，将裴斯泰洛齐置于卢梭和康德的思想关联之中，对其教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意义等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析。 一、人性与教育 裴斯泰洛齐(Johann H.Pestalozzi，1746—1827)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有着独到的教育哲学思想。早在创办和主持“新庄”(Neuhof)“贫儿之家”期间，“他想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智慧、能力和道德品性，在发展人性的基础上，使人民谋得较好的生活，使社会状况得到改观”[2]3。1780—1797年间，裴斯泰洛齐开始进入理论探索和研究时期，写下了《隐士的黄昏》(Die Abendstunde ei nes Einsiediers)、《林哈德和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关于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Nach forschungen uber den Gang der Natur in der Entwicke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等早期作品。裴斯泰洛齐在《隐士的黄昏》中开宗明义地发问道：“人实质上是什么?舍其地位的不同——国王和村民——他们所共有的人性是什么?”[3]245他认为：“认识人类的内在本性，了解人类的需要，了解怎样使人类提高，怎样使人类堕落，显然是必要的。的确，人人都应当知道这些，不管他们的地位多么卑下。”[3]245同时指出：“人类的内心得到满足，共同的人类本性得到力量和纯洁，人类的生存得到福泽——这些并非梦想!追求和寻找这些东西，无疑是人类的真正职业。至少我自己的心愿的归宿就在其中。我的全部本性驱使我投身于对它们的追索。”[3]245-246怀着这种初衷，裴斯泰洛齐进一步分析道：“人类获得幸福的能力既非依赖于谋略，亦非取决于侥幸。它蕴藏于人类自身，与人类的基本才能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这条真理，它比一切都重要。生活作为个人自身所过的日子，其本身就是一本自然的书籍。这里面蕴藏着开明的教育力量的秘诀。学校如果不把它的工作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会误入歧途……人类本身对人类力量的认识，才是自然教育所要关心的问题。”[3]246由此他宣称：“每个人，即便是最低下的人，都应当获得这起码的、最朴素的人类智慧，这便是普通教育的宗旨。通过实践训练，使这种智慧有益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则是职业教育的目标。但是，后者必须始终服从于前一个大目标……一个人缺少了最基本的教育，他首先就不是一个全部人性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3]247从这些简朴而精炼的文字表述中可以发现，裴斯泰洛齐对教育的基本看法远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则与其思想先辈卢梭紧密相连，还可真切地感受到他与同时代哲人康德是彼此相通的。例如，关于重视普通教育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倡“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称“文雅教育”)的观点，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即“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崇高的情操”[4]271。至于教育必须遵从人内在的自然本性、来源于人类生活本身，则无疑表达了卢梭及启蒙思想的最强音；而教育的宗旨在于将人造就成“一个全部人性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这正是康德“三大批判”的主旨及精髓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隐士的黄昏》为后人深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体系，以便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入口”。 然而，社会的客观现实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却不容乐观，这不仅是由于“贫儿之家”因无法解决经费问题于七年后被迫停办，更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瑞士政治制度腐败，贫富矛盾加剧，社会乱象纷生，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所有这一切已导致人性的严重扭曲。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中，裴斯泰洛齐曾借少尉之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生动的描述：“人的造作和自然的实质已经脱节，法规与实际已经不符；于是人的造作就破坏了自然的本质，使人生愈感矛盾，社会愈见纷乱……譬如立法者对社会的阶层认识不清，人造的差别就愈大；官贵民贱，尊富抑贫，重强轻弱，于是扼杀了社会的公正和安全。如今有一个人，不如农妇诚实，不及牧童纯洁，家庭混乱，自身不修，邪僻鬼祟，狡猾恶毒，狂妄残酷，一如未开化的原始人，但是竟能身居高职，领导指挥，只因他们是政府的官吏，是社会的上层，便能依法为人民的官长楷模了。”[5]751为了根除这些现象，裴斯泰洛齐呼吁：“立法者首先须彻底了解人类的本质，由天然规律中探取全部的智慧，顺乎人性的自然，合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5]750。同时他试图对人性问题作专门的探索，力求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揭示人性的本质，可以说他的这种努力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关于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中。 据英国研究裴斯泰洛齐的著名专家格林(John A.Green)介绍，裴斯泰洛齐曾于1792年赴莱比锡探望姐姐，在那里曾会见了歌德(Johann W.Goethe)、维兰德(Christoph M.Wieland)和赫尔德(Johann G.Herder)等文化名人，次年返回新庄后又见到了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Fichte)，从此他和费希特之间建立起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①[6]64。这一时期，费希特与裴斯泰洛齐经常交谈社会、政治和教育问题，两人的许多看法颇为一致。费希特尤其赞赏裴斯泰洛齐在教育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的努力及成就，在日后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他宣称裴斯泰洛齐和马丁·路德一样最能代表“德意志精神的基本特征”，他所倡导的新教育“很可能有能力帮助各民族和全人类走出现在所处的苦难深渊”[7]145-146。他建议裴斯泰洛齐“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写成一部学术性著作，以此向世界宣告自己在全部道德复兴问题上的成熟观点”[8]413。裴斯泰洛齐接受了这一建议，遂于1797年写成《关于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对于这部教育哲学著作历来有不同的评论，美国资深教育学家古特克(Gerald L.Gutek)曾介绍道：“这本书被评论家严厉地批评为混乱和太过抽象”[9]212。但它却受到裴斯泰洛齐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如曾任教于裴斯泰洛齐主持的布格多夫学校的尼德勒(Niederer)在1801年写信给裴氏时说：“我认为这本书提出了最有价值的新发现，可以说是你的方法论的基础”②[10]16。格林对这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深中肯綮地概括道：“对我们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从中可把握裴斯泰洛齐的基本原则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它对裴氏教育学说的道德基础作了一个概述。”[1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