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50年代后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出现了曲折，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规律把握不够。本文对出现这一曲折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及现实原因作了论析。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宏伟事业的追求，特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了奇迹般的丰功伟绩。但从50年代后期起，思想认识逐渐脱离客观实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观与客观实际严重背离，使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其哲学思想出现曲折的主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本质、规律把握不够，认识不准。其层面是：“目标错认”——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血与火的战争的巨影仍然覆盖着认识面，支配着哲学思维，其理想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社会和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意识领域。“矛盾错认”——更改了我国社会主要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这种需要的不能满足，即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认识，而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方法错认”——奉行斗争哲学，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全面长期大斗，大大地延误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具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高度准确预测决策、指挥艺术，组织才能、以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谋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其胆略和气魄有着科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强大支持，有着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立于不败之地。而从50年代后期起，其哲学思想出现曲折，尽管思维创造性特点一如既往，例如：反右、“大跃进”、下放知识青年、“文革”等，但多为错误的创造。前后反差巨大，判若两人。对生活在特定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毛泽东而言，其哲学认识错误乃至思想体系出现错误决非偶然的个人因素，而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历史运作驱动着思维惯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世界上和中国历史上都是奇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仅有区区十数人到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在每一革命阶段上都以惊人的速度、惊人的力量、巨大的悬殊条件从胜利走向胜利。新民主主义历史车轮风驰电掣般一往无前，高速开进，直到一个被帝国主义奴役百年的中华民族独立于东方，一个受封建压迫二千多年的泱泱大国屹立于世界。而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作为历史事件全过程的参与者，作为无可争议的活生生的历史剧主角，作为日益在斗争中成熟起来、凸现出来的名副其实的威武雄壮的活的历史剧的总导演，其思想特别是科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异常巨大、世人所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实践于战争年代的思维不可避免地挟带着巨大惯性依然起着强大的支配作用。在已经改变了的社会条件下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绝对化，套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上。他多次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比照和平建设工作。1958年他在抨击“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时就说：“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颇有“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韵味。无形中以为指导战争的正确思想也毫无疑问地可指导经济建设。他多次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意义。甚至企望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这种移花接木的经验型思维发展到僵化、教条。例如人口问题，只讲人的因素，简单搬用战争年代的数量对比，认为人多力量大、干劲足、热情高，对消极后果全无觉察，致使人口膨胀成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思维都在历史惯性支配下运作，不仅没有适时摆脱反倒有意识借助和发挥这种惯性。历史本来就没有紧急刹车装置，因此这种惯性内含了必然。 二、国际环境维护着思维惯性 新中国崛起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中，除了与前苏联、东欧朝鲜外，几乎没有外交关系或实际的外交往来。国际上敌对势力的封锁、敌视、干扰都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必然沿袭过去成功的办法和思维方式。初期是抗美援朝战争和整个50年代外交形势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之后又发生意识形态领域里龃龉，以至公开分裂对抗，基本上孤立无援，迫使思想向着更加坚信和不能不依靠自身力量的方向转化。近百年来备受压迫奴役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自尊特别强烈、敏感。思想难免偏激。60年代中印反击战，蒋介石反攻大陆，70年代初，与前苏联剑拔弩张，这种国际背景下不可能产生什么改革开放的政策。谋求向外发展，与外联系都是见诸过行动的，有过谨慎思考的。70年代向非洲援助体现这种政治意向，表现出了思维惯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来自国内国际的反对力量太大，终会给人以若不留神，政权就岌岌可危、就会被颠覆的危机感。这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只能迫切地服从和服务于现实斗争、巩固政权、维护稳定的需要。实际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说过将来夺取了政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后也说过要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提出赶英超美本身就是以经济标准作比照，也承认英美比我们先进发达。70年代初，中美建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都足以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指导实践中的伟大意义和实际作用。但这些正确的思想，缺乏正常的生存和成长的国际环境，思想箭头正确方向被现实背景所顽强抵抗排斥，依然只能顺沿着惯性力的方向发展。 三、过于敏感的政治触角支持着思维惯性 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后，毛泽东一直感到斗争的存在和尖锐，高度关注着政权的稳固。“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斗争到最后扩大化，庐山会议上从反“左”转而反“右”，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历史上的事件概括为“十一次路线斗争”。特别是林彪集团的颠覆和叛逃，江青集团的捣乱破坏等等一系列斗争使其越发警惕。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环境，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的历史使命感，总是使他的认识格外敏感，其中不乏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深邃政治目光，但也滋长了片面性和错觉。为了防止他认为可能出现的局面，为了反修防修，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善于辩证地认识和分析问题。建国后一系列的对外、对内斗争特别地培养了过于敏感的政治触角，常常把国内动向和国际事件相联系，把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相联系。往往失于宽泛、频繁，缺少环节而主观随意成份注入又使其越发感到事态严重、问题突出，而又宁肯信其有。例如对彭德怀同志正常发表个人意见视为不正常，把一个人视为一个集团，把党内思想批评视为阶级斗争。历史地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极为关注二十八年血与火斗争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的稳固，高度警惕和特别注重防范资本主义复辟，对与政权相关的思想领域和党内不同倾向、意见，更是尤为敏感。而新中国前无古人的事业中，来自党内、社会上不同认识甚至过激和错误认识以及确有异己力量存在应属正常，而一旦分析失当，脱离实际歪曲夸大，则造成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