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建设时期（党史上称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最有开拓意义而又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既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又出现了失误，对中国建设事业起了积极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曾一度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既历史地、充分地继承了毛泽东在十年建设时期提出的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思想，也审慎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其不科学的失误方面，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变化着的国情与世情予以创造性的开拓与发展，实现了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成功接力。 一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者的思想，他们的经济理论侧重于战略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通称“大经济观”。毛泽东在谈到他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时说：“到现在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 〕邓小平也曾经这样指出：“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也是我提出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2〕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方面”、“细节”、 “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其实属于技术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而所谓的“制度方面”、“生产关系方面”、“政治角度”则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他们的经济理论属于这种“大经济观”的特点。 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比较着眼于宏观整体及其在未来变化的发展趋势，总是设法在观念上建构事物变化发展的模型，为人们的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十年建设时期，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 一是，在我党历史上较早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提出，中国应该在经济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否则将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半年之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奋斗目标。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他首次提出了“四化”概念。他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毛泽东这个思想后来被确定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实现“四化”的愿望在毛泽东晚年一直没有动摇过，问题是沿袭了战争年代搞阶级斗争的成功经验，采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而没有找到切实有力的新形式去付诸实施，终究是“壮志未酬”。 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后坚持了毛泽东这一我国经济建设战略思想。他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当作“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同时摒弃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模式，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二是，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过程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规律。毛泽东在1957年初提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一百年时间，并且要分几步来走”。之后，他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分成两个大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他进一步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已经在我党历史上较早地触摸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的“阶段性”规律。 毛泽东还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的长期性规律。他在十年建设时期初就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一百年时间”。经过“大跃进”挫折之后，他这方面的思想更加成熟。他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性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另方面，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又说：“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邓小平坚持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这一经济思想，使之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前提之一。这集中表现在：一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成过程“分阶段”发展、“要一百多年时间”在思维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越过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大过渡”误区。二是他科学规划了我国经济发展“三部曲”战略，从而使我们的战略目标更加量化、更加接近国力，富有科学性、可操作性。三是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台阶论”。他认为“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主张“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在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模式思想的失误，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上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轻生产力。他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民公社”。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3 〕其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他在1958年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中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占百分之七十。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于是，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归结为“完成全民所有制”，而把生产力方面降到次要位置。“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穷过渡”就直接受到这一“社会主义标准”思想的影响。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提出“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