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4日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连任，其后如何提升两岸政治互信成为两岸互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3月22日举行的“胡吴会”上，国共两党在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同时，首度共同确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胡锦涛强调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重要性，着重指出“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确认这一事实，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应该是双方都可以做得到的”。吴伯雄则强调台湾方面是以“一国两区”来处理两岸事务，“海峡两岸并非国与国的关系。根据现行体制和相关规定，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对于异的部分我们正视现实，搁置争议”。① 这次会谈后，吴伯雄提出的“一国两区”概念，似乎引起各方更多关注。但实际上，“胡吴会”的重要成果在于国共两党就“两岸同属一中”产生交集，而不是国民党单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区”。正如岛内舆论认为的，“两岸同属一中”已是两岸间最大公约数，“成为今后维护两岸和平，促成台海稳定，共同推动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强有力的推进器”。②虽然5月20日马英九“就职演说”并未接续这一成果，“两岸论述趋于保守”；但两岸之间仍处在“巩固深化，再创新局”的重要时刻。马的“5·20讲话”所散发出来的值得重视的信息，是强调“宪法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以“宪法定位”重申“一国两区”概念，希望“未来四年两岸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继续巩固和平、扩大繁荣、深化互信”。显然，这段讲话是“话中有话”，“为两岸政治对话预留了空间”。 无论如何，“两岸同属一中”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新突破，比“九二共识”带有更高的政治意涵，也是两岸在“九二共识”之后可能形成的一个更明晰的“共识”。换言之，“九二共识”与“两岸同属一中”已经形成明确的逻辑递进关系，沿着这种逻辑可以寻找到提升双方政治互信的基本路径，而以文件化、法律化和机制化形式促成“两岸同属一中”新共识，则是提升两岸政治互信的最佳选择。 一、“两岸同属一中”与“九二共识”相比是“强共识” “两岸同属一中”在2003年3月“胡四点”中提出，先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概念，但在“胡六点”对其系统论述后更受重视，成为标准“新三句”的主要内容，是为一个中国框架注入的核心内涵。③需要注意的是，与“九二共识”相比，“两岸同属一中”则是“强共识”，而非前者那样的“弱共识”。这主要体现在它具有四个基本属性： 一是原则性。“两岸同属一中”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维持双方政治互信的前提，是现阶段大陆对台政策不可退让的底线。如果说“九二共识”还以“建设性模糊”作为政治互信的黏合剂，并将“一中各表”作为搁置争议的对象，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则排除了其模糊性，把一个中国放到突出位置，使一个中国框架的内涵清晰化。因此，在一个中国的认知上，它比“九二共识”更明确，在一个中国的政策宣示动作上它提出了比“九二共识”更高的要求，即两岸要有“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如果说“九二共识”是“弱共识”，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则是“强共识”，达成这样的“强共识”是政治互信基础加强的表现。 二是包容性。“两岸同属一中”是一个中国框架的内涵表述，在坚守原则性的同时，可以包容和兼顾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两岸、尤其是台湾方面提出的各种统一(整合)模式及方案。“两岸同属一中”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它们，而是有效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甄别和剔除不合理成分；当然这也意味着可以包容“一国两区”这样的主张。马英九上台后重申过“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并非国与国关系”。与“一中各表”相比，借由“胡吴会”提出“一国两区”应视为一种进步，它回到了“一中宪法”和“国统纲领”的原点；特别是“一国两区”不仅对“一国”和“一中”高度认知，而且契合着“两岸一中”的脉络。因此，应予以肯定，也应包容其相关主张，尽管在法理和政治含义上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一国两区”的主张。 三是灵活性。既然一个中国框架较之一个中国原则更为宽松，“两岸同属一中”的包容性更大，因而以此为指导处理两岸事务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余地。比如，在目前阶段采取的“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解决问题路径，体现着渐进过程中的灵活性。又比如比较敏感的“国际空间”问题，原来我们以“正面表述”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方面拓展“国际空间”封堵的多，疏导的少；现在以一个中国框架和“两岸同属一中”来定调，以“负面表述”提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其中，我们以个案方式解决台湾参加WHA、提高APEC特使级别及“邦交国”等，已经展现出问题领域的灵活性。今后，“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时，只要双方以“两岸同属一中”增进彼此互信，解决政治难题的灵活空间将逐渐扩大。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