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党的纯洁性建设

作 者:

作者简介:
葛本成,河南大学 廉政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葛本成,河南大学纪委副书记,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从事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原文出处: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利益关系多样化是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为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双重人格”利益群体的出现。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挥其利益调控功能;发扬基层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巩固全党团结的思想基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等。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举措。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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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2)12-0013-05

      随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这种变化表现在利益关系上,就是形成了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格局的主要特征,也是党的纯洁性建设所处的时代环境。利益关系多样化为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我国利益关系多样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基本格局。

      (一)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成员利益获取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主要特征就是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外“两栖人”及其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随着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的逐渐式微,以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成员大流动格局基本形成。这些社会成员走出了传统体制,但又没有被新的管理体制真正吸纳,成为“即此即彼”而又“非此非彼”的“两栖人”。从利益实现的角度看,“两栖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权利实现的“分体化”,即在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中获取政治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民权利,在新的组织方式中获取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生存资源。这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性社会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二是体制内社会成员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后,体制内成员的利益实现方式实现了多样化。他们在体制内获取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等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生存资源的同时,又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从体制外获取社会认同和物质资料等个人发展性资源,成为在两种体制中“共赢”的社会群体。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成为当前最主要的时代特征。

      (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特点就是各类社会群体大量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发生了急剧变动,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2]286。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取代了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二是随着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各种纽带而结成的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出来。常见的类型有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以乡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同乡会;以共同的志趣爱好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学会;以学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校友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界限不分明,大多是相互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单个社会成员往往因此同时具有多种组织身份,成为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社会人”。这些社会组织既承载着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也携带着现代社会文明元素。无论是“紧凑型”的行业组织还是“松散型”的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或强或弱的利益诉求,它们是当代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

      (三)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

      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利益表达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出现了制度化利益表达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并存的局面。所谓制度化表达就是利用现有的如人大、政协等正式政治渠道,将有利于自身或本群体的利益诉求传递到决策体制之中,从而形成有利于本群体利益实现的公共政策。所谓非制度化表达就是利用论坛、博客、微博、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各种传媒,为有利于本群体公共政策的形成营造适宜的舆论氛围,最终促成这种公共决策的形成。带有明显倾向的第三方表达也属于非制度化表达。近年来出现的、借助暴力等极端方式、以个体性或群体性事件为主要形式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同样属于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是不同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中激烈竞争的外在表现。从根本上说,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利益群体在制度化表达中的话语权不对等,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群体倾向于制度化表达,而拥有话语权少或没有话语权的利益群体更倾向于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但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利益表达方式多元化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特征。

      (四)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而且二者逐渐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特点。从总体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仍然是当前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利益多样化的条件下,一些与不同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也孕育出来。尽管各个群体之间的根本利益没有冲突,但不同的群体总是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出发,构建起有利于维护本群体利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极力维护这种观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于是就出现了思想意识领域中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占主导,多种非主流观念并存的局面。“人们思想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2]82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激荡的局面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出现。

      (五)“双重人格”利益群体的出现

      在利益多样化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存,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利益获取方式上,他们既不能完全依靠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又不能完全依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游走在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在文化认同上,他们既想坚守传统文化,又愿意接受现代文化,游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价值观念上,他们既想坚守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又崇尚某种非主流价值观,游移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这是一种典型的“即此即彼”又“非此非彼”的“候鸟式”群体。组织归属和角色定位的混乱使这个群体具有“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在政治生活中明显地表现为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性,尤其是涉及利益选择时波动尤为明显,容易秉持“这样也行,那样也可以”的“中间”立场。这种人格特点既表现在一部分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一部分普通公众的身上。这种由于利益角色叠加而带来的社会认同混乱对党和国家建设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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