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和维护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自成立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要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标准的党”，[1]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保持和维护党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党根据其地位的变化以及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着力保持与维护思想纯洁、队伍纯洁和作风纯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保持和维护党的纯洁性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一 思想和队伍的纯洁是根本的纯洁。保持和维护党的纯洁性，既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又要严格队伍管理，保持和维护党员干部队伍纯洁。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党保持和维护纯洁性的一条根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队伍发展很快。在建国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党员人数就从310万发展到580万，新增党员270万。1949年全党仅有干部80万，1950年增至175万，1951年发展到271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增加了100余万。[2](P189-190)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党现约有二十五万个基层组织——支部和五百八十万党员。这样广大群众性的、全国性的党，就它的领导成分和骨干来说。无疑的是纯洁的、有战斗力的。”“但是，在过去，因为我们的党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农村和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于党员缺乏着充分的系统的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即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同时，在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思想上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受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克服，不然，党将很难顺利地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3](P77)当时少数党员干部思想不纯，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一时间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3](P51)不能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习惯用过去的思想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是有少数党员干部认为中国革命业已完成，“以后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发展他们的私人事业，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3](P58)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甚至滋生了严重的“功臣”思想；再一个方面是有少数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解不透，有的甚至发生了曲解。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立场不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没有在全体党员干部中牢固地确立。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克服党员干部的思想不纯，保持和维护党的思想纯洁，开展广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强化理论武装是必然的选择，“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4](P82)为此，中央强调“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并号召全党一致努力为“逐步铲除党内的理论落后现象和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涨而奋斗”。[3](P55)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是循序渐进的。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草案)》提出：每个党员的理论学习，按照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可分为如下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着重从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来浅显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帮助学习者获得基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的常识等，着重是利用历史的叙述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帮助学习者从科学的即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现实，并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做准备。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主要是着力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指导解决各项实际问题。[3](P51-52)在1949年底到1950年这段时间里，理论武装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从1952年开始，随着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发表，理论武装的重点转向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段时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正式出版，在党员干部中还开展了《毛泽东选集》的学习宣传教育。此后，由于“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宣传教育又加进了有关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容。虽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并不是太系统、太深入，水平和层次也不高，但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改造思想的作用。不仅使广大党员干部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整体上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保持和维护党员干部的思想纯洁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且使它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这一时期党的理论武装还是与加强党员干部的严格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布了《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对已有干部进行鉴定，并逐步“建立干部鉴定制度”。[3](P3)1951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强调“必须把党员的条件提到尽可能的适当的高度”，“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而对于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如果是坏分子，就应该清除出党，如果不是坏分子，也应分别地为他们作出适当的结论。具体指出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够条件，并请他们退党。”[4](P70-75)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要求在整党过程中，“首先应对于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严重的自私自利、堕落蜕化而不能改正的分子……他们是混入党内的毒菌，必须坚决地清除之”，“对于拒绝了党的教育，或教育改造确已无效的消极的分子，应经过妥善的方法，使他们退出党的组织，或撤销他们的党籍”。[3](P79-80)强调“严格地管理党的发展工作，是保持与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之一，各级党委应切实加以注意。不得再任其自流”。“党的组织部门，应建立管理党员的机构，选择与训练一批可靠的称职的组织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党的发展工作。”[3](P81-83)1952年2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提出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3](P116)1953年9月至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管理问题。随后，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提出改变原有的“一揽子”管理干部的体制，实行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新体制，强调“必须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3](P193)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到1954年初，大约“有三十二万八千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二十三万八千余人是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堕落蜕化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被开除党籍的；有九万人是经过教育自认不够党员条件而自愿退党的和消极落后、经过教育也不可能达到党员标准而被劝告退党的”。这些人“在机关支部一般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包括清理‘中层’‘内层’及‘三反’运动中处理的)，多的达百分之八(如西安)；在工矿、企业支部一般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在农村支部平均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多的达百分之十四(如山东)”。“在‘三反’、整党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的共六百五十人(未包括部队干部)”。[3|(P209-214)同时，按照更高的要求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提拔了一批党的干部，为党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