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2］06－0048－04 选人用人是政党的重要功能，在每一个政治体系中，执政党都遵循和运用一定的选人用人机理选用合适的人选在政治机构中担任各种角色。所谓选人用人机理，就是指为实现选人用人功能，在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以这种宏观的视野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选人用人机理，会发现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一面，也会发现新形势下其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的不适应一面。在此基础上，探寻适应性变革的趋向和路径就更加富有意义。 一、选人用人机理的形成及其运作 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机理的形成与“以党建国”的历史、一党制领导和执政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党的组织结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以及基于二者高度集中特征的“路径依赖”，深刻影响着选人用人机理的运行。中国共产党以“党管干部”原则为核心的选人用人运作方式有其特定的价值基础、制度体系和行动逻辑，这种选人用人运作保证了其政治领导地位。 (一)党的组织结构的一元化体制 任何政党都要通过其自身组织结构来实施政治过程。各国政党由于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不同，其组织结构各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具有自身特有的系统构成和体制特征，包括机构、制度和角色要素。机构是组织结构的核心部分，自上而下分为中央－地方－基层组织，这种组织结构的特征呈金字塔型，是偏向于一种集中式结构，这就必然要求组织权威至上性，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的逻辑顺序。在政党组织系统中，党的领导体现为一元化领导体制，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权力集中，直接决定组织建设的具体路径与方式，也最终影响到组织建设的效度。制度要素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其中作为第一要素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则。[1]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党组织对于政治权力的一元化控制以及各级组织之间的政治沟通。民主集中制要求个人服从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在组织运行过程中，虽然民主原则不同程度上得以贯彻，但是党内生活中，权力集中现象仍然存在，并突出地表现在选人用人方面。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系统，党员干部在其中是重要的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2]各个角色的组合就构成了严密的政党系统。“共产党组织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结构精细的科层组织。”[3]这个结构性因素有利于其实施政治领导，履行选人用人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性政党，选人用人必须坚持一定的标准，把政治精英吸纳、培养、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具体掌握是通过选派党内成员到国家机关任职来实现的，因而，执政党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并达到执政的目的，除了取决于党的整体意志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国家机关任职的执政党成员的个人意志、行为和价值取向。”[4]同时，选人用人还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基本制度包括党的干部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具体工作制度中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 (二)单一制国家的政治集权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单一制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特征，在政府过程中，通过纵向权力配置，保证了大国治理的效度和秩序。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唯一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从国家的正式组织结构来看，形成了共产党的组织性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共产党组织对一切国家机构实行组织关系上的统一领导，既包括党的中央机构对下级机构的统一领导，也包括党组织对同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组织健全，结构严密，有相当强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中枢结构。中共组织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自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5]正是居于这种地位，党掌握了充沛的政治资源和拥有巨大的权力总量，因而能在领导现代化过程中对中国社会进行动员，而对中国社会的动员又为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中央实现政治集权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对地方干部的人事控制方面。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中，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所谓“党管干部”，就是一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应该根据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分别由中央、各地区及各部门的党委、党组所在单位的党委负责管理。对干部的任免、提拔、调动、审查和干部问题的处理，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党组织批准。[6] (三)基于高度集中特征的“路径依赖” 现行的党的领导的组织方式是执政后确立和形成的，其基础是战争年代党领导军队的军事化组织方式。党组织的这种对政权系统高度介入的特点与当时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紧密相连。党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外在环境压力的存在，使得个体不得不无条件服从组织。这种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就显示出极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这种组织体系的建构，是党原有组织系统的主动延伸，具有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革命性”特征。革命时期的这种阶段性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了延续。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也必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对党的组织性有更高的要求，强化了党直接领导的功能和机制，主要表现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形成了以党代政的一元化领导格局，这种控制通过对体制化结构人事安排的适当排列组合来实现。1949年后，为了实现对精英动员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且为了使其活动更符合新政权所要求的规范，执政党将精英录用为干部。干部录用具有浓郁的身份政治色彩，一个人是不是干部主要看其是否具备干部身份。在城市中建立的人事管理制度划分了“干部”身份系列，分为“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其中“行政干部”担负各级领导责任。[7]具备干部身份的群体庞大，范围涵盖党政、企事业系统。执政党正是通过身份控制，为计划经济的确立和运行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源。自此，强化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始终是执政党一种惯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