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3)01－0042－04 “闲”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审美范畴。近来已有学者对“闲”这个审美观范畴进行了较系统而很有益的探讨[1]，这位学者把“闲”与儒、道、释的美学精神联系起来，发掘“闲”范畴的美学意义，并论证了“闲”范畴与“静和素淡”的审美心胸、“有为而自然而然”的艺术审美形式、“有为而自由”的审美意境之间的关系，读来颇感有些新意与启发，但也感到有些明显的不足，这主要在于在梳理阐发中国古典美学“闲”范畴时，没能更进一步把“闲”范畴与不同于儒、道、释的明清市民美学思潮联系起来，去更好地发掘中国古代“闲”范畴的丰厚美学意蕴，发掘明清市民美学中的休闲美学。本文打算在这方面稍作点探讨，以向研究“闲”范畴与明清市民美学的同道求教。 一 在探讨“闲”范畴与明清市民美学思潮之前，我想先引录为苏状文所忽略的一则有关“闲”的资料，因为这则资料在我们研究“闲”范畴时似乎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意义。这则资料就是北宋苏轼的著名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的这篇散文不长，现转录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拚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柏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柏竹？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段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是它生动完整地描绘了一个审美事件。因为夜晚“无乐”，苏轼与张怀民去游承天寺，并感受到了一种平时所没有感受到的月夜之美，感受到一种主客交融的审美意境。二是苏轼与张怀民之所以能感受到为别人与自己平时所忽略的承天寺月夜之美，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态不再是那种沉湎于实际事务的“俗”，而是超越了日常事务的心情超然的“闲”——正是这种超然的“闲”的心态，才使他们由世俗之人而转化成为审美之人，即文中所谓的“闲人”，三是也因为如此，承天寺的夜景也南一般的景物而转化为了空濛的审美意象。可见这个“闲人”之“闲”在这一审美事件中何等重要，它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审美事件的关键。“闲人”之所以不同于“俗人”，在于“闲人”对日常生活保持了一种既超脱(实用)又欣赏(形象)的审美距离，对日常景物采取了一种与平常有别的审美心态，这才使得对日常景物的审美变得可能。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中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我适物自闲”是说“我”成为了“闲人”，“物”也就成了“闲景”，审美活动便产生了，“乐”即美感就出现了。不仅如此，这段资料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如果从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明显地带有某种预示性——这则资料中的“闲”不再是对艺术审美而言的，即不再如苏状所论证的那些内容，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而言的，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说正是我国明清市民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或特征。在明清散文中，像苏轼《记承天寺夜游》这样表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散文非常之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轼的这篇散文是明清市民美学思潮表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先导。“闲人”、“闲物”之“闲”则可以说是明清市民美学中“闲”范畴的先导。苏轼还说：“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处劳苦易，处闲散难。”(宋·何远《春渚纪闻》引苏轼语)明人莫是龙在《笔麈》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古惟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蝉脱尘埃，造物不复能为之拘，可谓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不是等闲人，信矣！”“俗人”处处可见，甚至谁都是“俗人”，但由“俗人”而为“闲人”——即审美之人却不是谁都可以的。拈出“闲”、“闲人”、“闲物”的苏轼，对封建后期的中国古代美学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二 我们知道，休闲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休闲与审美的关系——因为休闲而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因为审美而休闲，休闲有了审美的意趣。而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古人把这称作“闲适”。 如前所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我国明清市民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或特征。那么，明清市民美学思潮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内容或特征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首先，从经济基础上看，学术界早就有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工商皆本”的提出实际上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随着城市的兴盛、工商活动的扩展，坊主商人地位的提高，中古森严的等级秩序确实被侵蚀与被松动，单一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与风貌也被改变了，市井平民阶层空前扩大并活跃起来，个性有所解放，生活的空闲时间增多了，从而形成了有着共同利益欲求的社会阶层与不同于中古的市民生活。这就构成了明清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休闲美学”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基础。 其次，从思想上看，“自然人性”与“百姓日用”被空前地强调与突出出来了。李贽就曾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去重新解释人，把人还原为感性个体的自然存在，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肯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正当性。李贽在《德业儒臣后论》中说，他所谓的“道”就在“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之中，就在“百姓日用处”，“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取风水为儿孙福萌，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藏书》卷三十二)。他的这种对人的重新阐释与对现世日常生活的肯定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这种思想同样反映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欲求，带有从中古突向近代转变的特征。它显然是迥异于主张以道德为本体的儒家学说、以自然为本体的道家学说与以虚无为本体的佛家学说的。这就构成了明清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休闲美学”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基础。 再次，文人或士人美学思潮的影响。苏轼可以说就是士人美学思潮的最重要代表。正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士人美学思潮的结合，促成了明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也就是说，市民美学思潮与士人美学思潮的一种结合，使有文化的市民开始用士人的审美眼光去看待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发现诗意，并获得审美的享受。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去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此前不曾出现过的重要美学现象。于是，在明清市民美学那里，宅院(庭院、门窗、花园、草木等)成为了审美对象，居住(书房、家具、文具、清供等)成为了审美对象，远处的山水风光或近处的风景风物等等也都成为了人们的审美对象。明清市民美学思潮明显的是不同于此前儒、道、释的美学思潮的，而具有一种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重要特征，士人美学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休闲美学”所产生的不可缺少的审美方面的基础或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