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6年，年仅27岁的袁宏道打出“独抒性灵”的旗帜①，将自徐渭、李贽以来，酝酿已久的张扬情感、表现自我的文学革命推向了时代精神的高潮。然而，自1597至1609年间，袁宏道在自己人生岁月的最后时期，不仅对自己早期“不拘格套”的诗文创作多有反省、自责②，而且在书简、文章中对关系文章审美品味(“格调”)的层面发表了系列论述，这些论述集中表现在他对“趣”、“韵”、“淡”和“质”四个审美范畴的阐述中。宏道性灵论的基本主张是“不拘格套”、“任性而发”，在风格上是以“孤行”、“新奇”、“独造”和“本色”为特色。在文坛对垒中，推崇“趣”、“韵”诸审美品味，本是与之相反对的拟古复古一派的主张。因此，当代学者普遍持有晚期宏道自我改易“性灵论”精神的主张。③然而，这样看待宏道晚年论述，失之字面浅处，没有深究他的精神延进。要厘清宏道晚年美学精神的意旨，不仅要对他集中论述相关范畴的文献做细致解析，而且必须将他前后时期论述哲学、人生的重要文献作联系阐述。我们认为，宏道早年性灵论的美学宗旨，是“真情自然”，而他晚年对审美品味的阐述，正是这个宗旨的深化延展。 一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1597年，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一文中阐述了他关于“趣”的观念：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④ 宏道论“趣”，要旨有三：其一，“趣”是表现于人生的一种空灵的格调，可以感觉，却不可以捕捉；但是，“趣”又不是表面形式或光环——它本质上是自内而外的“神情”；其二，“趣”得之于“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自我的真性灵(真性情)的表现，而儿童的心灵最真、最纯，最自然，表现为人生，就是最高级的“趣”；其三，学问、阅历和种种社会规范，是对人生自然的限制，也就是对“趣”的束缚，因此，在成人社会中，只有不受知识、规范束缚而保持自由放任的人，才因为保持了人生之自然而具有真趣。 宏道论“趣”，显然综合了严羽和李贽的思想。严羽论诗说道：“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⑤宏道所说“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是对严说略有变换的转述。两人都认为“趣”(“兴趣”)既难得(达成)又难识(把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严羽的“兴趣说”，专于论诗，是从诗歌的意象—意境特征立论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宏道论“趣”，却是从人生本意着眼——“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两人着眼点的差异，也确定了他们论趣旨归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宏道从严羽借禅喻诗的神韵空灵，转向了李贽的自然任性。 李贽主张“童心说”，认为学者“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而清除闻见道理，是恢复童心，做真人、作至文的前提(“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⑥。他关于“趣”，有“真趣”、“天趣”和“奇趣”的用法，这三趣实为一，即“真人真趣”。在为“山农打滚”⑦辩护时，李贽称“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义以为禅机也？”他阐述说：“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不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学，实求之志也。然此亦山农自得处耳，与禅机总不相干也。山农为己便是为人，自得便能得人，非为己之外别有为人之学也。”⑧李贽以“山农打滚”论“真趣”，结论是“真趣”的真谛就是“为己自得”——真趣是“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与他人无关系，与学问义理无关系。 宏道论“趣”，立足点显然是李贽的“真趣观”。他论趣的总纲“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是李贽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的转语。他同样认为“闻见知识”是得趣和识趣的障碍。童子“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成人“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说明的都是“趣”是无闻见知识束缚的自然真心的人生情态。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赞赏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不求趣而趣近之”；而且认同酒肉声色之徒，认为其“率心而行，无所忌惮”是“以无品近趣”。宏道不仅发挥了李贽“为己自得”的“真趣观”，而且把他从山林学者颜山农的“自得良知真趣”扩展到追求酒肉声色享乐的“无所顾忌”。换言之，如果说李贽的“真趣观”尽管非学非理，但仍然还是从学者的性命之学立论；宏道的趣味观，则直接表达为一种自然任性的世俗生活精神。 1597年，袁宏道还写了另一篇重要文章《与仙人论性书》。在该文中，宏道借佛学“万相唯识”的观念阐述了他的处世观： 一切计较，皆缘见性未真，误以神识为性。既误认神，便未免认神之躯壳，既误认躯壳，便将形与神对，性与命对。性与命对，故曰性命双修；形与神对，故曰形神俱妙。种种过计，皆始于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载也，净秽之所不能遗也，万念之所不能缘也，智识之所不能入也，岂区区形骸所能对待着哉？⑨ 现世间一切物相，都来自于自我的心思意念，即都离不开心的活动作用。但是，“心”本性又是空的，因为离开了它的活动作用，它本身就空无一物。然而，正是这“心”之“空”落实于万象，以万象的生成幻灭展现了佛的真神真性——空。物、心、佛，在“空”的“心印”活动中，是三位一体的，体悟到这三位一体，就“立地成佛”。宏道在这里得出的存在论结论，是兼容了佛道的形与神、性与命的双重同一观。既然形神无对、性命一体，那么，一切计划区别皆是自划地牢、自作囚徒。所谓“真神真性”，实际上就是“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的童心。若童心不存，等而下之，则是“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的山林人生；再等而下之，则是“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酒肉声色之谋。因之，“趣”就是以自我生命的自然完整为基础的“为己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