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与实质

作 者:

作者简介:
兰宗荣,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 旅游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兰宗荣,副教授,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理学旅游文化研究。

原文出处: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曾点气象”学界耳熟能详,“幔亭之风”却知者寥寥。在结合朱熹的著作及前人的材料基础上,对“幔亭之风”的形成进行历史回顾,揭示出其美育的三大特征,即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美育内容方法的丰富性、美育效果的愉悦性。“幔亭之风”已对“曾点气象”进行了理性超越,其美育实质即是以践履为基础的圣贤人格的情感教育。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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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3)01-0011-05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P174)近代美育的理论是德国席勒于18世纪末在他的《美育书简》首先提出的,他希望通过审美教育获得人的精神解放。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美育思想。西周以后就逐步形成了“乐教”、“诗教”、“礼教”等美育形式。南宋伟大的教育家、理学家朱熹曾说:“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2](P19)“美”是由视觉和听觉这种审美感官与外在审美对象互相作用而产生的美感或愉快,“善”的充满积实是“美”。朱熹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常带领弟子从崇安县五夫里到武夷精舍著书讲学,进行优美环境的熏育,被称为“幔亭之风”。追溯“幔亭之风”的历史,探讨其美育特征和实质,对今天的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幔亭之风”的来历

      “幔亭之风”一语出自建宁知府韩元吉写的《武夷精舍记》:“……夫元晦(朱熹),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当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对,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3](P611)韩元吉这篇记文受友人朱熹所托而写的。韩元吉认为朱熹武夷精舍讲学生活可以看作“幔亭之风”,以示与“舞雩之风”有相似性又有区别。

      韩元吉形成以上的认识是有原因的。朱熹曾发出“狂奴心事只风雩”[3](P275)的慨叹,把孔子、曾子的“舞雩之风”当作效仿的榜样;又说:“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4](P456)因此,朱熹始终有追慕“舞雩之风”的理想。“舞雩之风”典故出自《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侍坐于孔子之旁,孔子要他们各自说出志向。子路的坦率、冉有和公西华的谦逊,表露的都是如何安邦定国的外在事功。子路其志在使民有勇且知方;冉有其志在足民;公西华其志在做个小相。唯独曾点志向与众不同,他自得其乐地鼓着瑟,歌毕从容作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P76)舞雩台,在今山东曲阜南。“雩祭”本是古人求雨之祭,因有乐舞,乃谓“舞雩”。孔子听了曾点的表白,表示赞同。曾点所向往的就是优游自得的生活,这也就是“曾点气象”。

      “气象”既指具体的自然万物的外在物象,又指具有内在意蕴的美学范畴。“曾点气象”体现的是日用之间,在在处处,莫非天理,莫非可乐。朱熹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外。”[2](P76)子路、冉有、公西华只不过就事上理会,并无曾点潇洒,见得大意。朱熹说:“圣人见得,只当闲事,曾点把作一件大事来说。……资质明敏,洞然自见得斯道之体……”[5](P1038)天理流行是说先成己,自尽于一心,然后及物,则能随遇而乐。徐碧辉认为“‘曾点气象’是一种‘乐活’的精神,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实质是对日常生活审美的形上超越,追求一种真正自由的精神境界”。[6](P82)但是,“曾点气象”并非十全十美。朱熹批评曾点说:“行又不掩。……狂之病处易见。……用于工夫处欠细密。……未见得其做事时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庄老耳。……却不肯去做小底,终不及他儿子(指曾参)。……如曾参,却是笃实细密,工夫到。”[5](P1038)所以,知而不行,不只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也未免此病。

      淳熙五年(1178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的建屋初念。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浙东归来,武夷精舍开始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直至绍熙元年(1190)朱熹赴漳州任前这八年时间,幔亭峰就成了朱熹与门生、士友讲学武夷精舍、游览武夷山时经常观瞻和登临的地方。据宋代祝穆《武夷山记》所载:“幔亭峰在大王峰后,古记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3](P453)因在平阔的幔亭峰设彩屋幔亭数百间,以各种音乐助兴大宴乡人,于是有了“幔亭招宴”及宴毕“虹桥飞断”的传说。武夷君“至汉武帝列在望秩,史称祀以乾鱼,始筑坛璇。”[3](P408)在幔亭峰半腰有一浑然方正,上大下小,约莫可坐数十人的巨石,即汉祀坛所在。朱熹曾写诗云:“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3](P275);又云:“幔亭欢举酒,江阁快论心。”[4](P594)友人辛弃疾曾赠朱熹诗云:“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3](P456)可见,朱熹与门生、士友们具有非常深厚的“幔亭”情结。而朱熹在武夷精舍的著书讲学与审美活动由此形成了“幔亭之风”,它已对“曾点气象”缺乏实干精神方面进行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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