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物取象 自然界的色彩纷繁复杂,古人对色彩的认识采取了“观物取象”的方式。 “观物取象”是儒家经典《周易》给予“象”的重要规定。《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这里的“象”是指易“象”,是对天地万物写照的形象,它是色彩和形状的统一,“观物取象”不仅规定了“象”,也规定了色彩。 “观物取象”是对天地万物与审美形象之间关系的总结,它规定了获得天地万物形象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于表现出事物内在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对万物具体的描摹。“观物取象”所强调的不是照搬式的模拟,而是对象的形象结构特征。 儒家的色彩审美思想直接继承了“观物取象”这种对形象的把握方式,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其结构的具体特征,这同中国美学思想中的虚实、有无、阴阳等矛盾统一的结构理念相通。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色彩观在色相上可以区分为五大类,概括为五色——青、赤、黄、白、黑②。五色可以包括先民所见的所有色彩,是“观物取象”对色彩的整体把握。 不仅如此,对色彩的概括还体现在色彩的运用上。 在对古代的彩陶、玉器、漆器、丝绸等色彩运用研究中发现,先民对色彩的把握与运用,一方面是色彩形象来源于对自然和自身的观察,正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另一方面,先民并没有直接模拟天地万物的色彩,而是对天地万物的色彩采取了提炼和概括。 先秦时期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的冕服是上衣下裳,具体来说就是上玄衣,下纁裳,也就是所谓的“玄衣纁裳”。“玄衣纁裳”是古人“天玄地黄”观念的色彩概括。据考证,古代礼服所用的玄色是黑中带赤的一种专用服色,它是古人对天色的模仿与归纳;礼服所用的纁色是赤中带黄的服色,是古人对地色的模仿与归纳③。 外黑内红的漆器器皿至今仍受人们喜爱,这种色彩搭配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用色实际上与古老的的血液崇拜有关。古人以杯中盛血祭祀神灵,盛血的杯子外面是黑色,那是血流于外、干后的颜色,杯内是鲜血的红色,因此,后世在漆器的制作中,使用外黑内红的色彩搭配。黑色是漆液干后的颜色,红色是用朱砂所染,古人把它当做血液的象征,是古人对鲜血特征的模仿与概括④。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使用不同颜色所画的树木表示不同方位,其中以青、赤、白、黑四木表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维,与东、南、西、北构成“四方八位”⑤。帛书通过以概括的四色表示四种方位,这是对色彩概括认识的图像反映。 对后世色彩理论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六法”之一的“随类赋彩”⑥,它实际上是“观物取象”的色彩美学理论的发展。“随类赋彩”又断句作“随类,赋彩是也”,“赋”通“敷”、“布”,赋彩即施色。“随类”可以解释为“随物”,“随类赋彩”即在设色时依据对象的类别归纳用色。这种色彩理论一直影响后世的色彩审美思想的发展,因此,传统色彩体现以色彩平涂突显色彩特征为主,未能发展出表现色彩冷暖、明暗关系的色彩体系⑦。
玄衣纁裳 二、尊“礼”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说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本义是指举行典礼仪式,祭神求福。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社会规定,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就“礼”而言,儒家色彩审美观的体现主要是: (一)重正色,卑间色 “礼”是用来体现差别的,不仅社会人伦有差别,用色彩也有卑尊之分。 从先秦时期开始,以“正色”、“间色”对色彩进行区分。正色是指狭义的五色——青、赤、黄、白、黑;间色是指绿、红、碧、紫、骝黄,另一种说法是绀、红、缥、紫、流黄。据考证,正色以野鸡羽毛作为染色标准,具有色彩纯度高、明度低的特点,也就是说正色是色相饱和而给人沉稳之感的颜色。在先秦时期的服饰染色中,正色是用于符合染色规范的、在正式场合中穿戴的服饰色彩,是正统、高雅的色彩。间色为不正之色,在先秦时期表示质量不过关、染色不正的色彩,秦汉之后,间色是指除正色之外的色彩⑧。 儒家推崇正色,贬低间色。 《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朱,正色也。”⑨“朱”与“赤”都可以表示正色,紫是间色。按孔子的说法,正色和雅乐一样,间色和郑声一样,郑声淫,不为君子所取。 儒家对色彩的审美把握,体现出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道德要求,这同儒家对君子“温柔敦厚”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可以看出儒家色彩审美欣赏的是能够引起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而对于偏离正统的色彩(间色)则认为不符合道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