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休闲文化趋于繁荣 中外宋史学家一致肯定了宋代社会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特征。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等认为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进入了近世史，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宋比唐更为发达，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台湾学者钱穆等则从政治上的变化的角度，提出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而不同于以前的贵族社会。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欧洲研究宋史的先驱，匈牙利的法国汉学家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图景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大陆许多学者也从宋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宋代确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① 一方面，宋代因其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文化，使传统中华人文臻于成熟。上古夏、商、周三代，是古人普遍认为的天下大治、文化灿烂的“圣明时代”，因而他们在评价后世时，便常以此为标杆。南宋陆游就曾在诗中将本朝与汉、唐联系起来，视为可与前三代媲美的盛世：“商周去不还，盛哉汉唐宋。”(《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宋史·太祖本纪》则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李贽亦云：“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虽然史上唐、宋总是并列而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其实明代徐有贞就在《重建文正书院记》里认为，宋代人文胜过汉、唐：“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日本学者和田清在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概说》中也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②也许，就文化境象的开阔、气势的轩越，两宋确实不如汉唐；但人文建构的成熟深邃，艺术表现的精致典雅，宋代确实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另一方面，宋朝已具有近现代社会特征。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唐代可认为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或称“唐宋变革论”。“内藤假说”断言了宋代在各方面的对古代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后来和田清也有类似说法：“虽然由于史料等关系，常常简单地把唐和宋称为唐宋时代，但……唐、宋之间，是明显地存在着截然区别的，无论从四周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等各方面来看，五代、宋以后，是与前代显著不同，而与后代相连。这大概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的。”③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④ 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体与日本学者接近。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⑤还有学者认为：“商业街区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屡屡出现，以及城墙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变了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内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⑥甚至有学者认为宋代已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⑦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宋代文化的近世面貌已见倪端，近代人文精神与旨趣，已经在宋代呈现乃至蔚然成风。 宋代社会的转型使其开始自觉地走向休闲的社会。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等大量历史笔记来看，宋代的休闲活动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此外，宋人善于理性思辨的特点还使他们对休闲有着理论上的思考和建树。 宋代虽然国土面积前不及汉唐，后不如元明清，却是华夏封建社会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这与宋代良好的休闲氛围所构建的社会和谐大有关系。宋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成就，客观上对社会休闲氛围之营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空前宽松优厚的环境造就了士人的休闲心态。首先是政治自由度高。宋朝统治者一直遵循广开言路的政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宋太祖关于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立碑，明确写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三条誓言。文人士大夫是造就高雅休闲文化的主体。宋代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客观上保障了他们心态的放松，使其在休闲艺术和文化的创造方面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次是优待官员。清代赵翼就曾指出，宋代的制禄“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甚至认为“给赐过优……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⑧此说也许有夸张成分，但总体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官员俸禄是丰厚的，俸禄的整体水平是较高的。不仅物质待遇优渥，闲暇时间也有了制度的保证。据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记载，宋真宗在景德三年“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日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⑨再据现代学者考证，宋代官员的节假日确实很多：“真宗时规定，祠部郎中和员外郎所管全年节假日共100天，其中包括旬休36天。”⑩物质与闲暇的优厚待遇在客观上造就了宋代的有闲阶级。俸禄的增加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士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优裕的生活，使得士大夫进可以为国尽心尽力，退可以置办田产，兴建园林，交游雅集。很多官员退休之后，依然能获得国家俸禄，继续其休闲享乐的生活。吕蒙正退休归洛阳之后，“有园亭花木，日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11)俸禄的增加，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之宋代官僚机构庞大，大量官员工作清闲，于是很自然地，这些上层文人就有闲情逸致追求精神文化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