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历经了将近20年的时光，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氛围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当前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的建设。所以，寻找到一种中西都感兴趣的作为“中介”的生态美学话语正是当前生态美学研究所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我们在生态美学研究中基本上使用的是西方话语，主要是西方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其一是以分析美学为背景的“环境美学”，以加拿大卡尔松、芬兰的瑟帕玛为代表；其二是以现象学与存在哲学为背景的“环境美学”，主要是美国的柏林特，当然还有尽管没有标示出生态美学但却是被公认为“形而上的生态学家”的海德格尔；其三是早期的生态理论家，例如著名的美国生态哲学家利奥波特的《沙乡年鉴》提出著名的“生物共同体”思想以及“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重要理念。这些理论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些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些西方话语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难以兼容，就是俗话讲的有点“水土不服”。其表现之一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环境批评”中仍保留了的某些“人类中心主义”遗痕，所谓环境美学之“环境”，按照这些环境美学家对于“环境”的解释就是“环境围绕我们(我们作为观察者位于它的中心)，我们在其中用各种感官进行感知，在其中活动和存在”，①这种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非常明显；表现之二是：它们的分析哲学的理论背景，诚如瑟帕玛在《环境美学》中所言，“我这本书的目标是从分析哲学的基础对环境美学领域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勾勒”②。众所周知，分析哲学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或思潮，与中国古代与当代审美文化是有着较大差异的；表现之三是：有关“自然全美”论述中的生态中心主义，著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松认为，“全部自然界是美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触及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的肯定美学特征……简而言之，所有原始自然本质上在审美上是有价值的”③。显然，这种“自然全美”的肯定美学完全忽略了审美中的人的因素，也是难以被我们接受的；表现之四是：自然审美中借用艺术美学的“艺术中心论”的“景观式”欣赏习惯等等，环境美学家们将环境审美概括为对象模式、风景模式或景观模式和环境模式，而其实风景模式或景观模式就是带有边框的风景画的欣赏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艺术审美的窠臼。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西方真正的生态哲学与美学话语大多受到了东方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因此，探索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发掘中国文化宝藏的需要，还是真正弄清西方生态美学真谛的需要。 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探索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生态审美智慧。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中和论生态—生命论美学”。当代，人类在经济与文化危机的形势下普遍地到“轴心时代”去寻找理论资源。中国先秦时代就是人类的重要“轴心时代”，是提供人类前行智慧的不竭源泉。而且，正因为中国先秦时代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天人相和”的哲学特点以及“保合太和”的生存论内涵，所以一直未曾被工业革命时期强调逻辑与理性的西方所接受，但它在反思与超越现代性的当代即“后现代”的“生态文明”时代却有其特殊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诸多形态与诸多“后现代”理论具有少有的相合性，这是已经被证实的事情。中国古代的生态理论就是如此。蒙培元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就是深生态学，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其相通之处。他说，“通过认真的反思，我们发现，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④这是一种极有见地的看法。尽管真正的学科的建立是现代以来的事情，但以“天人合一”为其基本内涵的中国古代哲学为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建设贡献了理论资源并与其有着相通之处，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古代人几千年来均以这种“天人合一”为其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哲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此，我们也认为，与哲学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美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前现代形态的生态美学。其原因是由先秦时期的农耕文化类型决定的。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特定的地域对于文化具有一种“调适”的作用，使之形成特定的文化形态(即文化区)。所谓“在特殊地区，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人们往往相互借用在那些环境中看来很有效的风俗习惯。一旦获得成功，调适可能长时期明显地稳定下来，甚至数千年不变”。⑤中国的内陆地域与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古代是一种“天人相和”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而古代希腊由于濒临地中海，是一种海洋文化、商业文化与科技文化。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在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与“末”之区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农民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⑥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背景下才产生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人相合”的生态哲学与亲和自然生态的生态美学与艺术。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谓地域对人的调适所形成的“原生性文化”，具有特殊的魅力。而西方的“原生性文化”则是科技文化，其生态文化则是后生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影响的结果。例如，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生态美学之受《老子》影响、怀特海有机论“过程哲学”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