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1－0068－05 区别于艺术风格学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当代审美风尚因其滥觞于现代人文主体性的身份建构而自然归属于审美哲学题域。正是基于对“我是谁？”“我可以表达自我吗？”“我如何才能自然而合法地表达自我？”等攸关主体性审美哲学的认同努力，中国当代审美风尚才成为主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身份认同也才成为解读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重要视角。 但身份认同问题并非是单一确定的，它毋宁有其多元现代性内涵；审美风尚也并非自然衍生的，而实有其复杂的衍变逻辑。审美风尚与身份认同的这种特殊意涵决定了其在施用于诊断具体的审美风尚与身份认同关系时，必须正确厘定审美风尚的概念及语境，梳理身份认同自身的建构逻辑，分析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互为奥援的关系，以此获得对审美风尚与身份认同问题的恰当理解。 一、“中国当代审美风尚”概念及语用 审美社会学惯于将“审美风尚”(aesthetic fashion and style)理解为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特征和总体倾向的审美趣味、审美时尚、审美风格和审美习俗的总和，认为审美风尚以社会状况为知性逻辑，以文化心理为情感动力，以审美境界为价值基准，向上通达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向下直探审美活动和审美事象，属于美学研究的“中间”(形而上－形而下)层面。这一认定有其合理性。 但广义而言的“审美风尚”却可以包括物质文化层面的实用艺术(建筑、雕塑、服饰、装饰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高雅艺术(诗歌、小说、绘画、戏曲、音乐等)，行为文化层面的风俗礼俗(时尚、习俗、民间艺术等)，以及流行的美学理论、艺术事象与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审美趣味与审美倾向。 而“中国当代审美风尚”作为共和国建立至今形成衍布的一种重要审美文化事象，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共同特征和总体倾向的审美趣味、审美时尚、审美风格和审美习俗的总和。从审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审美风尚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宣教工具，也不是单纯的消费娱乐，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美学策略。对这些策略的分析需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与文化生发语境，揭示这些策略与那些得以在其中产生、流布、接受、嬗变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产生既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当代发展后多种政治路向与多元文化价值的具象化反映，也是处于审美风尚中的主体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努力利用审美风尚建构自我身份、博取主体性生存位格的形象印记；反过来，不同的主体在建构自我身份时，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发展趋向。 二、审美风尚中的主体身份认同：一个流动的现代性概念 审美风尚中的主体“身份认同”是一个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它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认同情境衍生出不同的认同内涵。 首先，“身份认同”(Identity)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义为“同一性”，即主体先天地拥有对个我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和对某种生活风格的趋同倾向。主体藉这种先天本能判定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位序，确定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同时获得相应的心理寄托与情感皈依。但这种建立在主体内省基础上的本体性哲学自我意识，对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类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内省向我们揭示的仅仅是我们个人经验所能接触到的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它绝不可能包括人类现象的全部领域”，①这样，我们基于内省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很可能是残缺的，要获得关于人的自我认同的完整画面，就需要超出纯粹心理学和先验哲学(从“人猿辑别”伊始对于“我是谁”的心理学发问，到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后关于“人是什么？”的理性主义哲学追问)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向更为基础的生存社会学领域拓展，以此揭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存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毋宁本身就是现代性“身份危机”的产物：由现代性的时空分衍而导致主体自我原有身位发生变化，迫使其重新调校自我，找寻原本属己的身份感觉，或努力适用变化的情势以获取新的身份体验的过程。②身份认同过程因而是一个伴随着复杂社会文化心理与审美价值情感的身份确证过程，是认同主体重新确立个我的社会地位、行为模式、情感心理与审美价值的动态过程，它超出单纯的经济社会学而指向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美学题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运用哲学人类学的方法，赋予“认同”以道德本体论内涵，将认同视为一个确证“我是谁”以及如何成为理想中的道德之“我”的动态过程。在泰勒看来，“身份认同”的要义在于其永远指向一种道德的追寻，永远“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③泰勒所谓的“框架”或“视界”，是认同主体所秉有的历史的、道德的、语言的共同体，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我们赖以使自己的生活在精神上有意义”的界限并作为认同的背景、基点或方向而存在。④泰勒的“身份认同”因而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有A(我是什么)，因而随后我做B(我计划要成为什么)。”⑤据此，意义的一致与判断的一致相关。“我是什么”与“我计划要成为什么”具有如下的逻辑递进关系：我只有在我所是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并规划我自己的未来。这样，泰勒就赋予身份认同以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