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1;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3)01－0115－08 出土文物，顾名思义是从地下出土的具有历史文化年轮、含量、价值的器物，或曰实物。出土文献，指的是发掘的文字资料和附着于出土文物器物上的文字资料，或曰纸本(广义)。基本上是指甲骨文、钟鼎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卷子、陶文、盟书、瓦当、玺印等等。出土文物和出土文献互相依存、联系，犹皮之于毛。在文化层面上又和中国美学史关系密切，是后者的重要资源、阐释目标和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学术状况而言，出土文物(文献)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认知，对美学史的经验提示及其方法论借鉴，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本文旨在对出土文物(文献)和中国美学史的关系，其研究意义、方法论、审美的基本经验等作初步探讨。 一、出土文物(文献)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文物、考古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些成果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大量出土的文物器皿以及附着其上或单独呈现的文献资料，文化—美学含量十分丰富，对整个文化界的繁荣、发展是有力的推助。殷墟甲骨的发掘，成就了一门古文字学——甲骨文的形成以及殷商史的研究。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加速了敦煌学的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则具有世界意义。汉画像石为汉代美学研究打开了通道。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雕，为《世说新语》的传世纸本提供了鲜活的标本。几十年来，马王堆、法门寺、曾侯乙、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热，并成为新学科、新学问。 王国维先生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1](P33)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新学问与新发现紧密相联。只有通过新发现，才会有新学问。前提是获取新材料，进而酝酿新命题，产生新结论。因此，重视第一手新文物(文献)、第一批新文物(文献)，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学界所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明，时间越早就越接近于本体事实和结论。后来者可以丰富它，予以踵事增华，也可以挑战它，予以颠覆否定。但是，无论如何，最早的原初物品和原始文献是最重要的，犹如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巅，就更靠近太阳一样。 现在的学术状态是冷热不均：文物、考古界，热汤热水，热火朝天；美学史界冷锅冷灶，冷眼旁观，仍然一味在老器物、旧文献上翻来覆去做文章，未能广泛吸收“新发现”的器物、文献。缺失新鲜血液的补充，美学史研究就势必出现贫血症，滞后，甚至陈旧。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出土文物(文献)的加入，中国美学史及其研究将是残缺的，或者是短腿的。由于近缘关系，中国美学史和文物、考古走得比较近；至少说，有些重大成果，美学史理所当然需要有所反映，但遗憾的是了无只影，遂致了无新意。而新意的来源之一，就是出土文物(文献)新成果。20世纪以来的文物、考古成果，堪称“夥颐”！放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成果大量闲置，任其“水土流失”，“资源浪费”，殊为可惜。 这就提出了一项课题：充分利用出土文物(文献)，为“我”所用，为美学史所用。学术研究犹如工业流程，上游产品为下游产品服务。得其便利，文物、考古已然做了先期准备，历史的记忆、年轮经过了修复、恢复，然后趁船下篙，进入美学史领地，进行史象叙述，解读其中所蕴含的审美文化密码并予以价值评判，就是顺理成章，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程序上，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先行，为其做准备，王国维先生早就树楷范于前，他的研究经验是考据成果与学术论评相连接，从而在宋元戏曲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梁启超赞道：“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王国维)当为不祧之祖矣。”[2](P35)而陈寅恪先生的古典今典说以及文史互证法，从广义的学术史上着眼，同样给人们以方法论上的重要启迪。 传世文物并非世代相传，而是或早或晚出自先人的墓葬之中。常因土壤流失，或因河水冲刷，农民垦地、掘井、构筑等无意中探得古冢，发现古器。还有现在的开工、拆迁、修路、建筑等，全中国犹如大工地。文物出土有极其偶然的因素，一投瞥，一回眸，一闪念，一转身……此类非必然性事件屡有发生，纯属偶尔，机缘巧合，目瞬之间，意料之外，突然发现惊天动地的奇世珍宝。它印验了一句话：地不私宝。 新的发现是学术创新的前提，而随着新文献的出现、新观念的产生，又会对美学史研究的具体对象作出新的解读。1993年10月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极大地震动了整个考古界、文化界以及美学界。其《性自命出》，对性、情、声、态做了系统、深刻的论述。不是语录式，而是富于逻辑性，推论严密，条分缕析，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它阐述了诸多命题，如性的本体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情生于性。”[3](P136)“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虽性心，弗取不出。”[3](P136)性的多样性：“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绌之，或养之，或长之。”[3](P136)进而对各种表现又具体阐释道：“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绌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3](P136)声情反映论：声出于情，情产生声，并有多种表现，“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斯叹”[3](P137)。 有的出土文物(文献)足以改变现存的历史。2001年6月国务院确定的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河南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了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确定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4000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1000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贾湖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4](P94)，露现出华夏文明的晨曦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