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

——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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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1-0076-07

      在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现时代,当代中国美学究竟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如果美学只关注思想的建树,那它应走的就是“主义”先入为主再来解决问题的形而上理路;如果美学仅关注学术的建构,那它似乎更应走的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证化路线。然而,当代中国美学始终是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建树与学术建构是并进的,并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态势,从1949年至今的当代中国美学都是如此。①如果我们将“主义”理解为某种所力主的思想、宗旨或学说体系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当代中国美学并不缺少“主义”,从“实践论美学”到“生活论美学”都表征为某一种特定的“主义”。

      一 “主义之争”的学术积淀

      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作为在政治夹缝当中滋生出来的学术之争,代表了当时的中国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尽管这场论争表面上呈现为“主义之争”,但是,所深入探索的学术思想还是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界。

      如今看来,这场论争的逻辑起点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思想。这是因为,其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思想在当时的美学界占据了核心的地位,《生活与美学》成为20世纪50、60乃至到70年代的美学“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占据了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位置。其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中国美学家致力于对其进行改造,一方面抛弃其身上的费尔巴哈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凸显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关联。其三,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出发,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建设既要立足于本土又与时俱进地发展。“美是生活”更关系到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这在当时被视为“符合唯物论”的正确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出发点。

      从1954年开始的“美学大讨论”,正是在普遍接受了“美是生活”的思想之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实现的突破。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的萌芽,也是脱胎于“美是生活”思想的。按照李泽厚1959年完成的《蔡仪(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的理解,“美是生活”说不但是反对“唯心论”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反对“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的有力武器。②一方面,李泽厚并不满意吕荧借助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漏洞”而走向了观念论,另一方面,更不满意蔡仪回到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趋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就在于:努力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条唯物主义美学路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把‘美是生活’这一定义具体化、科学化”③,李泽厚就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来建构他的美学的。

      在李泽厚那里美学的改造是从“社会生活”直接入手的,他依据马克思的理解,将这种社会生活理解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在早期李泽厚那里,生活与实践两个词往往可以相互替换并常结合为“生活实践”这个新词,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现实肯定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时候,现实对人就是美的”。④由此出发,李泽厚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给予了“美”以崭新的界定:“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⑤简言之,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生活形象,这皆说明了实践美学的早期形态是脱胎于生活论美学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美学大讨论”的论争焦点就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这种思路主要还是来自“哲学基本问题”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评论某一美学观点的主要标准,要看它如何回答美学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看它如何对待反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根据这一特征,来区分唯物主义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美学,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和客观唯心主义美学”⑥,这个判断也基本上符合中国50年代的历史实情。但是,还应看到,到了60年代早期,论争的核心实际上转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了,这是被普遍忽视的历史事实。

      在50年代的“主客之争”后,当时的中国美学界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是客观的,尽管并不是每一派都“在客观上”能成为客观论,但是“在主观上”却都在试图向这种主导取向靠拢。而到了60年代,“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争辩更加凸现出来。⑦在这种更高层面的探讨当中,可以如此总结60年代所形成的美学流派之分殊,蔡仪坚决坚持的是从“自然性”去拷问美的本质,而朱光潜和李泽厚则力主从“社会性”去加以追问。然而,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却大异其趣。朱光潜曾批判李泽厚所用的“社会性”一词极其不明确,更不能把社会性看作单纯的客观属性,因为“首先它们把‘自然性’和‘社会性’绝对对立起来,排除了自然性而单取社会性,这就足见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形而上学的”⑧。但实际上,朱光潜所谓的意识形态、心理情感方面的诉求,在后来恰恰转变为一种“主观的社会性”,这又与吕荧表面上的社会性而本质上的主观性不同,毕竟还是接纳了“社会性”的重要内涵在其思想当中。与这种“主观的社会性”相反,李泽厚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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