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径”说“园”

——来自现象学语境中的解读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昆,冯琳,张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宋昆(1966— ),男,博士,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现象学语境下对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进行解读,从物我关系角度探讨园林路径之“源”起;以生命轮回意识看园林路径“圆”之循环模式;透过园林路径与“天地人神”四者之“缘”探寻其空间赋形机制;由人对自身存在的时间阐释揭示园林路径对于时间的“援”引,旨在以现象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及建造意识,反思其本质,并从中发掘创作灵感,对当代建筑及园林创作具有跨领域、创造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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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2)06-0529-06

      源——一种哲学,以身体作中介联结世界与我;

      圆——一种模式,以循环为体验蕴含生命永动;

      缘——一种关系,以四者观空间探求赋形机制;

      援——一种引入,以主体做阐释揭示时间谜底。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我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精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造同技艺体现着古代哲学思想及空间营造理念。近年来,随着建筑学界对其研究之风日盛,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及建筑理论都被指出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得到了体现。鉴于此,陈从周曾于《说园》中提醒道:“今不能证古,洋不能证中……以今人之见强与古人相合,谬矣。”[1]诚然,对于那些园史不究、本源未求的误读与附会实不足取,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当代理论的发展为开拓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2001年12月17日,现象学建筑师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于北京的一场演讲“网师园,一个超现代建筑的微缩模型”[2],将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带入人们的视野。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园林所蕴含的我国传统哲学虽分属不同时代与文明下的产物,然而哲学作为探究世界与人之本源的学科,又岂可仅以时代或地域界定。况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其本身虽不是“建筑术”,但引入建筑领域后却成为一门“致力于建筑活动描述以及建筑活动规律之本质直观的学说……是对内在建筑活动、构造意识的反思考察”[3]。因此,在现象学语境中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形而上的探寻可谓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而由此展开“文有据,典有征,古今中外运我笔底”[1]32的探求,也正与陈从周“园林重‘借景’,造同与为学又何独不然”[1]32的后之所悟相合(见图1)。

      

      图1 中国传统哲学与现象学语境中的园林路径

      一、源——境心相遇

      冯友兰曾云:“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4]然而,这一源自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却在现象学理论中发生了转向。现象学认为,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调谐”、一种原始的“同谋关系”[5]。而这种先天的“相互敞开的存在性活动”曾出现在白居易的《白苹洲五亭记》中:“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此处述及的“境心相遇”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诞生之源。

      对于包括园林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而言,历来不乏“意与境”、“情与景”、“心与手”等“物我”关系的辩证言说:“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6]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想的“意与境”、“物与我”的关系,王国维谓之“浑”[6]176化,朱承爵释为“融彻”[7]。以之视中国古典园林,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正是人之“意”与园之“境”的“物我”化一。而反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and zeit)中所指的“(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8],究其根本亦为人与世界、物与我之统一性。在现象学看来,人与世界是一个相互蕴涵的系统,世界在我中实现自己,我是世界本身的表达。这种“物我”互释关系与《人间词乙稿序》中“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6]176的表述如出一辙。由此,现象学为消除主客观之间二元分离的全部努力,与中国古典园林欲通达“物我未分”、“浑然一体”所做的种种探寻,在哲学之源上可谓异曲同工。

      尽管现象学关于人与世界的表述在中国古典园林的物我关系认知中得到了体现,但如何在园林创作中完成“物我化一”的重任,则关乎园林的建造之源。计成在《园冶》总论“园说”开篇即书“凡结园林”,此“结”字似乎要指证——园林关乎于“造”,但更关乎于“结”。造园之核心要务是将园林里一切异相要素——山水、林木、建筑等相联“结”[9]。而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起此联结作用的正是园林之“径”。园之“径”由廊、路、桥等组成(见图2),《园冶》在述及“廊房基”时曾特别指出,此乃“园林中不可少斯一断境界”,这话颇有意蕴,仿佛从旁印证了“结”园之“径”在园林建造中的原初地位。

      

      图2 园林之廊、路、桥

      《广雅》释曰:“径,过也。”此言明了“径”之初意,细品之不难发现,“径”实则蕴含着其所承载的人身体运动、体验之过程。王阳明曾以“知行合一”之说对“心即理”哲学予以阐释:“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10]意指不是依靠概念化、符号化的理性思维,而是须投身其境、亲身感知,切身领会才能实现世界与本己的合一。而现象学中关于“身体”与世界的重要阐释恰与此暗合,现象学认为,“世界是由我的身体投射的世界,是在我的身体的超越性运动中显现出其结构与关联的世界,而我的身体则是世界的一个视点,一种能力或一种‘计划’”[5]42。也就是说,我在世界中认识自己以及世界借助我宣告自身存在的过程,是借由身体的运动和感知实现的。由此,反思中国古典园林之“径”,当赫然发现其不仅是联结园中各客观要素之“路径”,更是引领身体运动和感知,进而实现“意与境”、“物与我”、“人与世界”浑化为一之“途径”。因此,在现象学语境中,园之“径”作为我国古代哲学及艺术观在造园实践中得以物化体现的关键,当无愧于园林建造之源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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