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开始对中国社会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就目前学界对于周代礼乐的研究状况看，“乐”由于直接对应于诗、乐、舞等艺术形式，所以它作为美学研究对象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与此比较，礼的问题相对复杂。它牵扯到政治制度(礼制)、人的行为举止(礼容)、典礼仪式(礼仪)、祭祀器具(礼器)等诸多环节，直接作为美学对象就必然削弱其内涵和价值的多元性。但现代以来，美和艺术的定义日益泛化，将其视为艺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周公制礼①，其直接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由此建构的西周“郁郁乎文”的社会风尚，却是审美化的。在人的行为举止方面，合乎礼仪的行为讲究升降揖让、酬唱盘桓，不但雅化而且包蕴意义，具有行为艺术的性质。同时，有周一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礼重点用于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在这种场合，人的集体行为使礼成为对天地人神、尊卑等级观念的形象演绎，具有演剧性质。正是因此，今道友信将其称为“典礼艺术”③。最后是礼器。与日常实用器具不同，典礼活动中的礼器更趋美观而且彰显精神意义。巫鸿称其为“礼仪美术”④，也极具说服力。 从以上分析看，在西周创制的礼乐制度中，与乐相比，虽然礼向艺术“变现”的直接性相对弱化，但其作为美学命题却仍然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礼具有行为艺术、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等性质，由此构成的美学，可统称为“礼仪美学”。需要指出的是，将西周礼仪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依然存在独特的困难：首先，与殷商相比，西周正式进入了中国有史可稽的正史时代，《尚书》、《逸周书》、《诗经》以及“三礼”中的部分内容，均可作为信史使用。但在这一时期，愈是历史可信度高的传世文献，涉及礼的内容愈少，如《尚书·周书》。相反，愈是真伪莫辨的史料，则涉及礼的内容愈多，如“三礼”。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从中择捡出真正属于这一时代的礼仪美学史料，就成为对研究者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现存的西周礼器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文献缺憾起了补正作用。尤其是青铜铭文，兼具了文献与礼器的双重性质。按照孔子“器以藏礼”⑤的讲法，西周礼器不仅确证历史，而且彰显意义。按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礼器既是传达礼仪观念的媒介，同时也构成观念本身。这样，对西周礼仪美学的研究，礼器就以其本身的坚固性成为那一时代礼仪之美的确证。同时，正如礼仪活动总需要形形色色的礼器作为意义的配置物和显现物，由这些礼器连缀而成的物化的表意体系，就自然成为西周礼仪美学理论体系最具源发性的外显形式。而对于西周礼仪美学物体系的探索，则因此体现出既可凭借器具还原历史、又可借助文献寻求意义跃升的双重价值。可以相信，这种类似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式，将有助于廓清目前西周史研究的混乱，并将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的上限提前⑥。 一、诗、礼、乐的一般关系 西周政体建基于贵族阶层的血缘情感，展开为诸种对立要素的和谐，其现实的表现则为诗、礼、乐。按照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诗是西周统治者提振民心、考察民情、团结亲族、让下层民众抒散心中怨愤的重要手段，既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与此一致，周公在摄政的第六年开始规划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重要手段就是制礼作乐。如《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三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⑦明显是把礼乐当成了实现国家政治和谐稳定的手段和标志。诗、礼、乐，就其本性而言，具有鲜明的艺术性。诗是建基于心灵、外化为语言表达的艺术，礼是建基于身体、追求行为雅化的艺术，乐是建基于社会秩序、追求精神超越的艺术。但是，周公制礼作乐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要将艺术应用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创制。因此，中国社会自西周始，“礼乐”往往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现实层面，它被视为赋予社会文明秩序的手段；二是在理想层面，礼乐因其艺术特性而代表着社会的文明和雅化，成为美好社会的象征。总之，诗、礼、乐与政治的紧密关联，铸成了西周时期关于艺术的基本观念，即以艺术作为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象征或隐喻。这种政治化的艺术观也成为后世官方意识形态介入审美和艺术批评的主要原则。 诗关注个体情感，礼关涉人的社会行为，乐表达超越性的精神理想。这中间，由于社会的正常运转主要涉及人的行为规范，所以礼往往被视为建构社会秩序的根本大法，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⑧。从历史看，虽然周公制礼是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但礼仪显然并不始于周公。如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⑨这说明，在周公制礼之前，夏代和商代业已存在国家性的礼仪体系。周公所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增减损益，使这种传统遗产更趋于系统和完备，并赋予了它更重大的社会意义。同时，如上所言，礼是与人的身体性行为直接相关的，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日常行为，而是彰显文明伦理的雅化的行为。作为既承载意义又具有审美特性的行为，或者有意味的形式，它已经具备了成为艺术的基本特性。进而言之，礼虽然建基于人的身体，但它的施行同样需要众多的物化配置，即礼器。在西周时期，以人体为中心，珠玉的佩饰、鼎爵的放置、钟鼓的雅奏，甚至建筑的格局及城市的设计，共同使礼成为既立于个体行为又洋溢为空间氛围的公共艺术。就礼所具有的公共政治空间里的演示特性而言，今道友信称礼为“典礼艺术”是有道理的。从整体来看，其展开形式则可视为从关乎个体雅化的身体性艺术向公共性的典礼艺术的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