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虽然我的题目叫“奇异性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但我主要谈论的将不是艺术，而是当代世界里的时间和时间性问题。这明显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哲学命题，我的演讲并不想为此提供一个哲学的思考。除了哲学和艺术的考量之外，我讨论的重点将是处于全球化时代即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的日常生活的结构问题。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已是被广泛批评的概念，在当今精英文化衰退的年代里，它们已经显得落伍和过时。所以我需要说一下这两个概念在我理论中的位置和我为什么仍觉得它们不可或缺。 我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是在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那是1985年，我来北京大学教授了一个学期的课。那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主义艺术传统的倾向。现代主义由于其在艺术界和学院维持了长期的正统地位而开始蜕变为保守和僵化的力量，开始阻碍新的创新和变革。这就是说，在建筑、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里新涌现出来的后现代艺术并不是如现代主义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不严肃的、缺少社会和政治内涵的、实用性的、更轻浮、琐碎和商业化的艺术。是的，现代主义开始消亡的时刻已是遥远的过去了，今天，当人们告诉你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的时候，他们是就艺术中的一般风格而言的。尽管现在还存在所谓的后现代哲学(这点我将在后面论述)，可艺术正变得越来越有政治性。只有当我们把“后现代主义”指定为某个艺术风格时，和我30年前最初谈论它时的情况比，它才确实显得过时了。 但是，我不久就意识到，我当时应该使用的术语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后现代性：因为我谈论的不是某一种风格而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从经济到政治，从艺术到科技，从日常生活到国际关系，一切事物都发生了永久性变化。在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性已经寿终正寝了。我和其他学者所做的工作就是使用不同的概念去描述自1980年以来出现的新的历史性变化。然而，就在我开始形成我的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的时候，一个新的术语开始出现，它连同它所指涉的现实在我的理论里是缺失的，这个词就是全球化。我开始意识到，全球化正是后现代性的经济基础，而后现代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上层建筑。这种看法背后的假设是，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它尽管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但和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即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有着本质性的结构差异，因为它具有了全球规模。你们或许已知道，我在我的理论里把早期帝国主义阶段对应的文化称为现代性，而后现代性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全球文化。与此同时，统治了20世纪的现代化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案由于是围绕着重工业组织起来的，现在已无法为基于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生产提供目标和理想。新的事物正在出现，而它们带来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为我们所把握。我们希望，我们对于后现代性——一种最广义上的文化——的阐释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在我最初对后现代的描述里(我现在一点也没放弃我的那些观点)，我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视为空间对时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现代主义经典在某种深刻和生产性意义上沉迷于对时间的本质的关注，它迷恋深度时间、记忆、绵延(柏格森主义的duree)、甚至是乔伊斯的布卢姆日里的点滴瞬间。我曾建议，随着建筑在艺术中和地理在经济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后现代性的首要文化特征可以在空间中找到，时间的内涵已经附属于低等级的空间的内涵之中。但是，这种悖论式的陈述使得我今天还要回到时间和时间性的问题中，为的是要说明对空间俯首称臣的时间正处于何种现状和所谓的“空间的时间性”意指何物？ 在我早年所写的《时间性之终结》一文里，我提出，我们不应该把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经验看成是无时间的，相反，它们只是在当下龟缩着的一种经验。现在的功夫片就表露了这种症状，功夫片看起来像是一堆爆炸着的相互堆积的此刻，情节已沦为一个借口和填充物，如同一根弦丝，串起来一堆以我们兴奋点为中心的珍珠。因此，看看影片预告或精彩片断剪接就足够了，电影除了这些精彩片断也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无论如何，我在下面将要谈论的就是这个简化(reduction)的现象——简化为此刻和身体——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我将在美学、经济学和社会现象学领域描述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也将论及其在政治领域的表现。 然而，我首先要提醒大家，我上面提到的所有领域都是学科分化的产物，但恰恰在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这样的学科分化已显得过时了。在我早先讨论后现代主义的著作里，我解释了一个我称之为“戏仿”的现象，它正成为后现代艺术中一个主要的表现模式：过去和已经死去的风格都成为艺术模仿的对象，这有点像三百年后的博尔赫斯在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里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逐句模仿，在摄影里，通过对摄影大师作品的复制而使之成为新的艺术品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作为最后一道上紧的弦，后现代的拼贴式戏仿延伸进入现代主义本身，甚至一些艺术家再度奉艺术为宗教，营造出现代主义的美学来。就这点来说，俄国导演索科洛夫特别有代表性。反之，在文学领域里的戏仿作品并不让人感到太多的兴趣。 我认为，戏仿带来的更重要的倒退是重回现代主义理论，结果是复活了关于现代这个概念本身。足够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后现代性席卷而来之时，政治和文化评论者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强调西方的现代性理想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发达国家(善意的称呼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可也正是这个时刻，现代化成为像恐龙一样的过时之物。由美国和苏联推广的现代化模式皆建立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可我们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已经被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向着后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