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民族审美风尚略述

      

      

      金与元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美学思想也给整个美学史带来了异质的风采。相比之下，金代美学历来是学术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在一些美学史著作中，它甚至被完全忽略。我们对金代美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深入性研究付诸阙如的原因大约是：客观条件上，金代(1115-1234)历时短(仅120年)，艺术作品多毁于战火；主观心理的天平上，传统学者总是囿于“夷夏之辨”的思维定势，目女真为异族，心存轻视甚至仇视。对于金代文化，学界向来认为它难以与中原汉文化相抗衡，何况它处在北宋的高峰正脉之后，充其量只是馀波遗响而已。

      对金代文化评价较高的是清代学者。张金吾(1787-1829)曾纂集《金文最》，推崇金代文学，而谭宗浚(1846-1888)在该书的粤雅堂刊本序中提醒世人注意金代文学对元代的启源作用：“世多以金偏安一隅而国祚稍促，遂谓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启之。”(《金文最·谭宗浚序》)甚至还有不少扬金抑宋之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明确提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四库总目》卷一九○总集类四)此外，张鹏说金代“风雅辈出，凌南宋而上”(《兰泉老人集序》)，吴乔说“大抵金人诗胜于宋人”(《围炉诗话》)，刘熙载称元好问为“集两宋之大成者”(《艺概·词曲概》)等。事实上，金人自视颇高，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他们自谓“国朝文派”，不仅欲与南宋分庭抗礼，并且意在媲美北宋、上追李唐。而元好问等人更试图在理论上确立本朝文学的独立系统。元好问曾言，他自己努力编纂《中州集》等书的原因就是“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因此，如果我们能抛弃“内宋而外金”的狭隘民族观念来做公正观照，当不应忽视金代美学的存在。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多民族多区域所共同创造的复合文明体，那么就更该还金代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吴功正所指出：“金代美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时期，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厚的时代审美内涵。”①

      金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以书法、绘画、园林等艺术形式称不上高度发达，其美学成就主要偏重于文学方面。最重要的文论家当属堪称“北朝双璧”的王若虚和元好问。在审美范畴上，金代文学整体表现出贞刚浑厚、质朴粗犷的面貌，与对峙中的南宋共同呈现出南秀北雄的气象。

      恩格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②金代美学也足以印证此言。女真人醇直粗豪的风格，北朝文士质朴刚劲的个性，铸就了慷慨任侠之风、苍凉凛冽之气，使金代美学具备了独特的民族和地域面貌。

      一、主导性审美风格：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是中国两大传统美学范畴，二者的相映成趣，在南北朝文学中即已显露。而宋代与金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南北政权的对立。这次是比以前为时更久的对峙，使中国文学北雄南秀的特色更加明显。客观地说，金代文学的成就可能没有宋词那么高，但它却以豪风壮气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形态，为壮美范畴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周惠泉所言：“植根于各民族文化结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一元发展为多元的进程。”③

      北雄南秀的审美形态与地理环境、民族禀赋关系密切。北方地域广袤，山川雄伟，而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当地的游牧民族自古就养成了骁勇剽悍的气质。宋人史著载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勇悍不畏死”(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必然是一种崇尚洒脱大气、豪放壮观、自然真率的风格。这种独特的文化风尚在与中原汉文化的撞击融合中，使得金初的南方文士变换了气质，女真族文人崛起，金末文人豪杰纷纷涌现。

      唐代李延寿曾对比南秀北雄的审美风格并评述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序》)。如果说这种对比还是不分高下的话，那么在元好问眼中，“南秀”未必胜于“北雄”，“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自题中州集后诗》其一)。元初的郝经也同样对“北雄”表示偏爱：“燕……荐罹辽金四百年。然而不渐宣政(按，指宋朝)佻靡之化，豪劲任侠，浑厚敦雅，犹有唐之遗风焉。”(《陵川集》十三)而清代以降的评价就更有明确的取舍倾向了。对金诗，顾奎光认为，“北雄”是“南秀”的必要补救：“金诗雄健而踔厉，清刚而激越悲凉”，“以苍莽沉郁慷壮之思，救宋季靡曼絮弱之病，固亦未可少也。”(《金诗选·自序》)陶玉禾则这样赞美金诗的真率豪放：“金诗有本色。其华赡不及元人，然苍茫悲凉不为妩媚，行墨间自露幽并豪杰之气。”(《金诗选·凡例》)对于金词，清人亦赞其刚劲之美。陈廷焯说金词“格律尤高，不流薄弱。”(《云韶集》卷十一)况周颐则云：“金元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近人陈匪石也持同调：“金据中原之地……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麦秀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声执》卷下)对金代散文，清人尤赞其雄。阮元这样高度评价：“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金文最·序》)张金吾也对“北雄”赞美有加：“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惟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金文最·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