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5－0199－06 中国古代文明，以“周公制礼作乐”为标志，开始了对原始巫术文化的“不完全理性化”改造过程，这一改造过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衍进特征：既对巫术文化进行理性化的改造，又大量残存积淀下巫术文化中的神秘感性经验。由此形塑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巫史传统”，进而衍生积淀了“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儒家与道家凝聚为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两个基本维度，对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发生着持续久远的影响。 一、“巫史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 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样，在蒙昧初开的远古时代，中国原始先民的文化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其主要形态为“巫术文化”。伴随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发展，“巫术文化”逐渐走向衰落，不同的文化形态逐渐分化独立出来。史书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记述。 但是，在中国上古时期，原始巫术文化的分化并未表现为决然的断裂，而是表现为“无往不复”的粘连性，即不完全的理性化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巫史传统”，即巫术文化的不完全理性化过程。“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是李泽厚在探究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时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将“巫史传统”视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1]李泽厚指出：“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论证。信仰、情感和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中国儒家讲的‘仁’、‘诚’、‘德’、‘精’、‘慎独’，以及后来的‘孔颜乐处’，道家的‘坐忘’、‘心斋’等等，都残存或保留有巫术礼仪中通天人的神秘情感。”[2]由于儒道两家源自于“巫史传统”，因而突出地表现出中国思想衍化形成的粘连性或不完全性。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从“巫史传统”的视角来阐释儒家道家所建立的美学思想，以发现其思想诞生的秘密之所在。 显然，想清晰地描述这种历史衍进的复杂性以探析其秘密之所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简要地说，这是一个既“祛魅化”又“留魅化”、既“理性化”又“神秘化”、既“伦理化”又“宗教化”、既“经验化”又“超验化”、既“世间化”又“冥间化”、既“理智化”又“情感化”、既“外在化”又“内在化”、既“形式化”又“内容化”、既“新质化”又“残余化”的“无往不复”的复杂历史过程。 大致上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辟了以“伦理化”作为“理性化”“祛魅”的重要途径，而道家则开辟了以“智性化”作为“理性化”“祛魅”的重要途径。就儒家来说，一方面，儒家将“巫魅文化”中激越迷狂的感性激情过滤分化出来，将“巫术仪式”改造成“礼制仪式”，以其“伦理化”的方式完成其行为规范的外在礼制建设，并使其内化为伦理道德诉求；另一方面，在“伦理化”的过程中，儒家又大量保留了“巫术仪式”中“兴感情志”的内在情感体验，试图通过“感发情志”的内在心理诉求建构道德理想的人性结构。由此而完成儒学的“礼乐文化”传统。就道家来说，一方面，道家将“巫魅文化”中卜筮预测、观象直觉、数算推演等智性要素过滤分化出来，将“巫术思维”改造成“体道思维”，以其“智性化”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反者道之动”的深邃辩证哲学智慧；另一方面，在“智性化”的过程中，道家又保留了“巫术文化”中神秘莫测的“天人感应”方式，使这种方式一直以“感悟”、“妙悟”、“顿悟”、“体悟”等艺术直觉形态得以延续至今。由此而完成“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体道思维”传统。 在此，以李泽厚的分析为基准，将这一“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大致描述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从“巫术仪式”中衍化出“礼制、礼仪”，建立了以实用理性为行为范导的“礼仪”制度。“德、巫、礼本紧密相连。《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首先是从原巫术祭祀活动而来，但经由历史，它已繁衍为对有关重要行为、活动、语言等一整套的细密规范。……‘祭’作为巫术礼仪，使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一切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等差安排。……这种区分严格呈现在祭祀的仪式、姿态、容貌、服饰等等具体形式规范上，这也就是所谓的‘礼数’。”[3]第二，从“巫术崇拜”中衍化出“仁、德、孝、悌”、“天、地、君、亲、师”，建构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信仰体系。“‘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4]第三，从“巫术表演”中衍化出“诗、乐、舞”，塑造出“重文尚艺”的“礼乐”文化传统。“我们所说的华夏美学的特征和矛盾主要不在模拟是否真实，反映是否正确，即不是美与真的问题，而在情感的形式(艺术)与伦理教化的要求(政治)的矛盾或统一即美与善的问题，是以这种‘礼乐传统’为其历史背景的，它实际正是‘羊人为美’与‘羊大则美’问题的延续，这样才能估计这个矛盾的久远性和深刻性，即它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特征问题。”[5]第四，从“巫术符号”中衍化出“史志记事”，形成了“诗言志”、“文载道”等艺术理念。“《礼记·礼运》说：‘王前巫而后史。’……即将‘史’视作继‘巫’之后进行卜筮祭祀活动以服务于王的总职称。……总之，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续，‘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另方面，‘史’毕竟是‘巫’的理性化的新阶段。”[6]因而，“‘诗’大概最初就是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的咒语，与祭神活动密切相关。其后才逐渐演化为对祖先的事功业绩、本氏族的奇迹历史、军事征伐的胜利、祭祀典礼的仪容等等的记载、歌颂和传播。这大概是‘志’的最初含义。这种‘志’当然与政治紧密难分”[7]。第五，从“巫术操演”中衍化出“以技进道”、“出神入化”的艺术技艺的“化境”；“‘巫术礼仪’是极为复杂的整套行为、容貌、姿态和语言，其中包括一系列繁细动作和高难技巧。……巫术操作的这个方面后来发展为各种方术、技艺、医药等等专门之学。”[8]第六，从“巫术感应”中衍化出神人合一、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形神合一等哲学观念，“‘天人合一’的本源，我以为，起于远古巫师的通神灵，接祖先。……这一来自巫术活动的观念，经由礼仪制度的理性化，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人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以天帝、鬼神、自然与人际交互制约、和谐共处为准则的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真实源头。儒、道两家许多基本范畴、观念，是将这巫术礼仪中‘天人合一’的原始观念直接人文化和理性化的结果。”[9]由此创生出“天地境界”——“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中国艺术哲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