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6－0753－06 安史之乱意味着唐代由盛而中的转变，经过大历诗人的彷徨与惆怅，在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之后，士人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寄托。概言之，这里有两个转向：(一)由出而处的转向：即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向。白居易的“中隐”是这一转向的典型模式，它不再是盛唐的京官加别业的大隐，当然也不是彻底远离官场、隐于山林的小隐，而是东都与闲官相结合的中隐。(二)由外而内的转向：即从君王苍生转向个人生活，从社会现实转向一己身心，即李泽厚所说的“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1]，此即学界经常谈到的中国文化的内倾性。这种转向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何建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普通的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士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承载场所，这是中唐士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和至会昌年间，以白居易为中心，在东都洛阳聚集了诸多分司闲官①，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述两种转向。本文尝试以他们为对象，探讨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其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美学意蕴。② 宴集：私人生活的诗意化 东都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宴集与游赏。先说宴集。选择闲官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因此，宴集成为东都士人的一项重要活动。“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白居易《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③如同园林逐渐演变为封闭的壶中天地，宴集同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私人空间，参与者多为东都闲官，有一个远离世事的群体自觉。“洛城无事足杯盘……坐中收拾尽闲官。笙歌要请频何爽，笑语忘机拙更欢。”(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书》)无事之闲官是类似宴集的前提条件，忘机之拙则是笑语之欢的基础。这一切，又是相对于官场的机心与忙碌而言。“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留连池上酌，款曲城外意。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白居易《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此诗前半段着力写宴集之“闲味”，后半对则刻画“市朝客”的忙碌与辛苦，明确将东都闲官与趋利之官对立起来，闲散之趣相对于忙碌之苦，正是在“市朝客”的背景下，游宴、眠睡等等才有特殊的趣味。 宴集的主要内容是诗酒、歌舞。“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白居易《七老会诗序》)其参与者主要是七位年逾七十的退休官员，虽非仍在任上，但其表现的思想情趣与东都其他士人完全一致，故解读于此。刘真《七老会诗》曰：“垂丝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赏景尚知心未退，吟诗犹觉力完全。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垂丝”与“朱紫”，说明年高位也高，赏景与吟诗、饮酒与挥毫、山茗煮与玉杯斟、花笑如歌妓与松声当管弦，这是东都士人宴集的主要内容。 诗中提到的“七贤”应指竹林七贤，在出处问题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④较之于嵇康等人的彷徨、抗争，“七老”自比竹林七贤当然殊为不类，但这也可看出士人在集权制度下的自我调节。嵇康式的激烈抗争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是在名教与自然、社会与个人、出与处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大多表现为抗争精神的丧失、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也就是本文开始所说的两个转向。所以在大历士人短暂的错愕与迷惘之后，中唐士人的私人生活异样繁荣，作于中唐时期的《唐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2]也许可以说，这是出处矛盾影响下的产物。“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谿磻。”(张浑《七老会诗》)这是从魏晋兴起的大隐思想，到了中唐，白居易进而改造为中隐。在东都的宴集上，虽无远岫、谿磻，却同样可有遁迹、垂丝之趣。“更无外事来心肺，空有清虚入思神。”(郑据《七老会诗》)虽然外面的社会已是危机四伏，百弊丛生，却无碍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宴集也是宇文所安所说的私人天地中的重要内容。 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于宴集，从《汝洛集》、《洛中集》与《洛下游赏宴集》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裴度《雪中讶诸公不相访》：“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这是说，上次雨天路况很差，刘、白二位都能来访，今日雪景如此之好，二位“居然无赏心”？刘、白均有酬答之作。裴度另有一首诗，题曰：《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数惬可知，因为联句》。仅看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东都文士对宴集的热情。类似的诗题还有很多，如，刘禹锡《吴方之见示独酌小醉首篇，乐天续有酬答，皆含戏谑，极至风流，两篇之中并蒙见属，辄呈滥吹益美来章》、白居易《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诚如白居易所说：“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在热闹喧嚣的宴集中，闲日被销，私人生活得以充实。白居易的《夜宴惜别》充分表现了东都士人对宴集的近乎疯狂的热情：“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夜长似岁欢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这似是近于古诗十九首中秉烛夜游式的人生态度了。《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更是研究者多有引用的：“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这已是近于淫靡了，历来论者多有批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于放荡，但并非纯粹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此“牛家”是牛僧孺，与裴度都是中唐时期有名的宰相，都曾有积极进取、甚至是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同样如此。面对中唐时局，他们不愿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又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只能转向对个人生活的全力经营，在私人天地中安顿自己的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