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76-07 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格伦·A.洛夫在解释其“实用生态批评”时说，“实用”这个术语“对我的诱惑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一种话语，其旨在让思想接受物理现实机制检验，人文思维与科学的经验主义的精神相结合，对环境的文字上的关怀应落实到我们在现实世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中”。对于“实用的”这个词语，他特别指出：“如果这个词语暗含庸俗乏味的实用主义意蕴，那么我希望凭借其重要的生态内涵给予弥补。”[1](P9)尽管洛夫的“实用主义意蕴”“庸俗乏味”之论很不恰当，但认为实用主义具有“重要的生态内涵”却颇有见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的哲学与美学确实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态内涵，并且值得生态批评加以“凭借”并得到“弥补”。对于杜威哲学和美学的生态意蕴，洛夫所主张的“实用生态批评”确实有所吸收和发扬。不过，杜威经验论美学中还有一些被忽视的重要思想可以为生态批评提供启示。将后起的生态批评与杜威经验论美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凸显杜威美学的重要现实意义。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共同理论基础的主题融合 无论是杜威的经验论美学还是洛夫的生态批评，都以其对“实用”的追求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理论关注和实践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所谓“面向现实”，首先是面向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作为人类处境基础的根本现实。正是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探寻，它们才以实际地改善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推进人性进步和人类福祉为共同的主题，并体现出对世界的生态思维。 洛夫在《实用生态批评》一书中引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思考都必须是生态的。”[1](P107)洛夫明确表示：“我的目的旨在实实在在地开启一种更具生物趋向的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注之间的关系的生态批评对话。”[1](P12)并认为生态批评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存文学批评学术的惯性，这主要就是早已习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话语。然而，在第三个新千年这个“环境世纪”中，“任何涉及社会现实与物理现实的文学批评将会涵盖生态的考量”[1](P1)，因而都应该具有生态批评的维度和视角。 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洛夫特别强调达尔文的学说，指出：“我对具体的生态学或曰科学生态学即作为生态学基础的进化生态学感兴趣，是与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科中广泛存在的对科学的漠视，甚至敌视截然对立，这种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世纪以前扭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当反应遗留下的过时的思想残余。其遗风往往遮蔽了这个基本事实——是科学的发展，再加上其学科方法论，驳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愚昧与种族主义偏见。”洛夫还批评了所谓“标准社会科学模式”(SSSM)的预设，认为“生物学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挑战源于达尔文关于人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的认识——他们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身体和大脑都在进化”[1](P7)。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生态学，恰好是杜威自然主义经验论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它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在理论前沿并作为思维的基础，从而呈现出生态关怀上的主题融合。 洛夫对达尔文学说的强调是针对美国的现实状况而发的，因为“美国是唯一的大多数人自认为受过教育而对达尔文思想却不屑一顾的发达国家”。在洛夫看来，“达尔文思想对理解人类文化至关重要，文学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化理论让我们明白我们何以成为文化生物”[1](P19)。洛夫的这一观念无疑是与杜威相通的。还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杜威就已心仪达尔文的进化论生态观，把达尔文的学说当做自己学术思想的出发点。正如斯蒂文·洛克菲勒所言：“杜威对自然的虔诚以及他的达尔文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样式，在1949年引导他拥护和支持体现在生态主义世界观中的那种精神。”[2](P581)这就是说，在洛夫一辈学者秉承达尔文的引导走进生态批评之前的大半个世纪，杜威在其哲学和美学研究中就已经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出发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因此可以说，今天的生态批评无非是杜威所开拓的思维路径的继续、扩展和深化。只不过洛夫特别强调生态批评的“实用”性，使其跟杜威走得更近而已，他的“实用生态批评”可以看做是杜威实用主义美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延伸和运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贯穿在包括其美学思想在内的全部思想中，使之具有鲜明而深邃的生态思维的特征。杜威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说：“生物的生命活动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肤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与处于它身体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手段，并且，它为了生存，要通过调节、防卫以及征服来使自身适应这些外在的东西。在任何时刻，活的生物都面临来自周围环境的威胁，同时在任何时刻，它又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某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最为内在的方式作交换。”[3](P12)自然与人是不可分的，人生成于自然，并与自然保持整体的联系。他说：“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而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4](P10)基于这一观念，具有鲜明生态精神的思维也贯穿在他对社会和人类问题的思考中。 杜威用自己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经验论把自然与人统一起来，这实际上就是生态整体的观念。他认为，人是生存于自己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经验之中的，而经验“只有在我们考虑到整体的正常经验，在其中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各自都失去了特殊的性质时，才能被理解”。同时，“在一个经验中，在物质上与社会上属于世界的事物与实践通过它们进入了人的环境而变化，而同时，活的生物通过与先前外在于它的事物交流而得到改变与发展”[3](P274)。也就是说，经验中的主客体又是互动共生的，通过人的实践(做和行动)，人和环境都在相互改变着。人对环境的行动形成经验，他既在经验中生存，也在经验中发展。这个具有整体性和内在生成性的经验及其所在的情境，就是一个生态场，当然也是展开生态思维的思维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