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国维开始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至今仍在进行艰难的探索。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振兴跨越，始终受到西方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中国美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和西方美学的学科规范下开始的现代转型，无论是依据从日本传入的西方“美学”学科规范，还是依据作为对中国艺术审美经验反思的“美学”都无法单方面完成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被转型”，而不是自觉的、科学的转型。其原因在于中国美学没有“自我意识”，中国美学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的思想”，这使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成为世纪难题。本文将在分析魏晋美学转型历史的基础上，清理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学术历程，试图推进关于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讨论。 一 魏晋美学：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启示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魏晋六朝美学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①这个时期的美学承上启下，在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美学范畴、理论形态等各个方面对后来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涌现了不少的美学家和美学专著。魏晋六朝美学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关键是中国美学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而促使中国美学在这个时候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另一个是佛教传入的影响。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儒学衰颓，众制蜂起。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被战乱不已、分崩离析的现实所颠覆，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与汉末“清议”的结合为玄学的产生准备了美学转型的话语。而对“自然”与“名教”的辩难则促进了中国哲学由人生论向宇宙论、由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当这种内部社会形态的变化与外来的佛教相融合的时候，中国美学开始了巨大的转折，美学受玄学的洗礼开始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摄摩腾开始，来自天竺、中亚、西域康居、于阗、龟兹、安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僧人进入到凉州、长安、洛阳、彭城、襄阳、建邺，甚至成都、交趾等偏远之地，借助王室权臣、世家大族以及州府重臣，通过佛经翻译、经论释义、明律诵经、兴福唱导，甚至通过涉足政权运筹帷幄等方法，在与儒教、道教和玄学以及民间祭祀、黄老之学等传统中国文化的冲撞融合中逐渐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从此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对中古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哲学艺术、审美观念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在输入的时候因“冲击—反应”定律的作用必然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抵御。佛教传入，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在公元四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中国人知道任何梵语知识。因此，这些学说为中国僧人所接受仅仅是：一方面通过随意的、脱漏的和经常是几乎无法理解的译文这种改变了原样的中介，一方面通过因使用中国术语而增加的误导，而这些术语已经有了确定的哲学含义并因而拥有了广泛的非佛教意蕴。”②也正是这种“非佛教意蕴”引起了佛教与玄学、佛教与儒教、佛教与道教的冲撞和融汇。据《弘明集》、《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和《广弘明集》等典籍的记载，佛教与儒教的冲撞主要集中在教义的异同和神灭神不灭的问题上。通过这种争论和冲撞，伴随着佛经翻译在质量上的提高，儒教与佛教的融合也开始走向深入，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以儒教的“三畏”、“五德”譬佛教的“三归”、“五戒”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晋宋齐梁对佛教经典的接受已经从“格义”为主转移到“镜彻”、“综採”和“融冶”为主。③这种由被动地接受和客观的翻译向主动的阐释、比较、归纳，即以“义疏”、“综录”为主要方法的转变，在加快佛教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也改变和丰富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理论，使魏晋玄学逐渐脱离治世功用而走向佛学的形而上学。“与中古中国思想的主线相一致，这种名理探讨的主题很快就变得越发不具体和不切实际，变得越发理论化、哲学化和美学化。”④主张“有”、“无”两忘，以般若为极境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慧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慧远的贡献在于，结束对佛经的“格义”、“合本”，开启“义疏”和“综採”；将佛教的传播从上层引向低层，从僧界扩展到世俗；从佛教与王室的融合到沙门不敬王者，从以佛济世到政教分离；从对佛教经典的接受到宗派的开创(净土宗)。如果考虑到慧远通过鸠摩罗什所接受的龙树《中论》学说对他的追随者谢灵运和宗炳等人的影响，以及谢灵运和宗炳等人在中国美学史上的贡献，慧远的这四个方面的功德，不仅代表着早期中国化的佛教的形成，而且标志着中国美学与印度佛学从“冲击”到“反应”进而融合的成功。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由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演变成儒家美学、道家、道教美学和佛教美学；先秦两汉的美学范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物感”转变成“物色”、“观照”转变成“圆照”、“象数”转变成“意象”、“性命”转变成“性灵”、“比兴”转变成“神思”，“意”、“境”演变成“境界”、“意境”等等；研究范式从“直观理性主义”转变成“经验式的体验”与逻辑分析的结合，从经学的附庸、子书的篇章(或散论)转变成如《文心雕龙》那样“虑大思精”的宏篇巨制。 从早期中国佛教的传播可以看到，中国本土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之日，恰恰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重新构建之时；其二，由译经的“格义”向义理探讨的“综採”、“熔冶”的转变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由“冲击—反应”走向“中国中心”，“中国佛教”开始形成。其三，文化的转型一般都有标志性的人物出现，这一次转型的代表则是高僧慧远。 魏晋美学转型的这三个时代特点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美学”的翻译上，如同当年佛经翻译“《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閒、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一样，自1866年罗存德所编《英华字典》译“Aesthetics”和“Esthetics”为“philosophy of taste，佳美之理，审美之理”以来，“Aesthetics”曾先后被译为“美学”、“美术”、“艳丽之学”、“佳趣论”、“美妙法”、“审美哲学”等等；⑤在社会思想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上，就像儒学衰颓与汉大一统制度崩溃一样，先是洋务运动带来的对“西学”的接受引起传统文化的消解和学科语境的新变，以至于出现学术真空，接着是辛亥革命对三千年来的社会制度的摧毁，这两大社会形态的巨变迫使中国美学开始向现代转型；在转型的领军人物上，其“导乎先路”者为王国维。但是，仔细辨别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美学转型有“玄学”作支撑，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美学转型却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提供与西方美学“对接”的基础。以至于王国维有感于“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⑥的历史启示和“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⑦的现实，如当年慧远开宗别派于佛教一样，力主学术独立，力倡西来之“美学”为经学(理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之必修课以奠定其学科基础，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中国固有的美学范畴进行现代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