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著写作:评估与讨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振复,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王振复(1945— ),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易学、中国美学史、中国建筑文化与佛教美学研究。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美学史著写作,无论有关中国美学的断代史、通史、艺术门类史、范畴史还是佛教史等,均初获丰硕成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等治史理念与方法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近年来对中国美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所谓“破产”、“走进死胡同”与“困境”等说法,多陷于偏颇。事实上,研究者预设诸如“审美意识”、“美学理论”、“美学范畴”或“文脉”之类作为个别美学史著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其研究理念和方法陷入了“困境”与“偏至”,而是学术研究的自由。关键在于方法与对象的相互适应、逻辑与历史的如何统一。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中国美学史,也不是糟糕的“文化决定论”,批评者所谓“面向事实本身”实为一伪命题。其所言“文化”、“哲学”,不是其相应美学史的“外在”与“异在”,而是涵泳、高蹈与沉潜之美学理性的“本在”。所谓“美学是美学,哲学是哲学”之说欠妥。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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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8-0101-11

      自开学术风气之先的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出版以来,三十余年间,由中国学人所撰各类中国美学史著不断涌现,迄今已有数十种之多,成为学界活跃而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之一。然而,在如何总体评估这一史著写作的功过得失、学术现状、未来趋势及其研究理念与方法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对整个中国美学评价偏低、为某种悲观意绪所笼罩的现状,以至于对史著写作的看法,存有颇为严重的分歧。赵汀阳《美学只是一种手法》(《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认为,所谓的“那些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仅仅是一种“手法”而并非是什么“学”,故倘以这样的“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会是很困难的。呼延华《美学转性:转向何处》(《中华读书报》,1997年4月16日)言称,今日之中国美学及中国美学史研究,已经面临“存亡的二元选择”,要么“转型”,要么“破产”。季羡林《美学的根本转型》(《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指出,中国美学包括其史著写作,由于“跟着西方美学家跑得已经够远了,够久了。越讨论越玄妙,越深奥,越令人不懂”,故“走进死胡同”是必然的归宿,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死胡同,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黄念然《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三大困境》(《福建论坛》,2006年第8期)与方英敏《中国美学史写作偏至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两文,论说中国美学史著的写作,从“研究对象”、“主体视界”到“史观及历史叙述方法”等,已然全面陷入“困境”或“偏至”之中。张弘《近三十年中国美学史专著中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一文,逐一评说国内多种具一定代表性的中国美学史著,几乎均不值一哂,等等。由此可见,学界一时弥漫着一种仿佛面临“学术末日”却“世人昏昏唯吾独醒”的焦虑意绪。

      有趣的是,凡此言述、否定与攻讦,主要来自那些并非直接从事中国美学史著写作者。季羡林生前就曾在其有关文章中申言,“我虽然也算是学术界的一分子,但决不属于美学界”。在这“旁观者清”之睿智的辉光中,凸显了中国美学史著写作“敝帚自珍”的尴尬与“掩面而退”的窘迫。

      这并非否认迄今中国美学史著写作可能的幼稚、缺失甚或错误,也决不拒绝任何包括非美学史研究、写作者的批评。尤其在“批评堕落”的今日学界,那些敬畏于学术理据之严正的批评,十分必要且应予尊重。然则,无论是这一史著之写作及对它的评估,都应持一颗平常心,提倡、坚持“求是”之则。

      评估:实验、探索之学术路向值得肯定

      三十多年以来的中国美学史著写作,依其路向、体例言,大致包括断代史、通史、门类史、范畴史与宗教史等五大类。

      断代类美学史,以前述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为首出(按:其另著《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亦初版于中华书局,1981)。施氏两著作为初创期的研究,因缺乏“前车之鉴”而有些“机械性的解释”(按:前述黄念然一文批评语,言之成理),但包含其难能之治史的先行觉悟。正值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伊始,能敏锐而较早地投入于这一史著写作,应属不易。虽写来有些呆板,所据史料亦嫌不够,但一般史著应具之时序、人物、著言、意识、思想与评价等要素,基本具备。张弘《近三十年中国美学史专著中的若干问题》称,“中国美学史的专著撰写,最初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而起步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美学家李泽厚领衔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率先问世”。此说未确。《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84年,比施氏《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晚约五年,也比李泽厚《美的历程》(1981)晚约三年。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其第二卷分上下册,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自有其重要学术成果与影响在,但确非“率先问世”。从其实际成果看,时段自先秦至南北朝,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美学通史,应属于断代类中国美学史著范畴。

      通史类美学史著,以李泽厚《美的历程》为先。该著将自觉的修史意识,化为别具一格之思性、诗性之趋于双兼的“宏观”性书写,摄取历史的一个个节点与转折,做轻灵的“美的巡礼”①。写法往往不按一般史著既定的模式与规矩,在流畅的文笔叙述中,可见诗人洋溢的才气与学者迸发的新见,亦因一些篇章书写匆匆而过、稍欠严谨而让人有些不够满足。但首先应予肯定的,是作者可贵的求异性学术思维与治美学史首先立于哲学的大局观。

      门类艺术美学史著的写作,如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台北,1993),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2001)与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2002)等,显示其各自的研究实绩与实验、探索意义。难度在于研究者的学识、学养,须同时具备相当水平的哲学理论视野、美学理论分析与门类艺术的专业学问基础。多有在美学与门类艺术学的致思逻辑与材料的思想融合上,做出了有益的探问。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著的实验性写作,尤得益于相关史料的努力搜求,其《中国音乐美学资料注释》(上下册,1990)的撰成、出版于前,为之奠定了基础。有的门类美学史因缺乏必要的哲学、美学分析及其学术眼光,实际是充满了美学字眼的艺术学(如文论、画论与书论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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