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5-0006-07 一 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形态到底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论题。为什么会探讨这一论题呢?首先是在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发现中西美学理论形态并不完全切合。主要表现在西方古代希腊的有关“对称、比例与和谐”的美学命题以及作为西方美学典范表述的德国鲍姆嘉顿有关“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的论点，还有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与中国古代美学不完全切合。因而导致西方理论家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否定。黑格尔曾说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东方艺术处于象征型的“艺术前的艺术”阶段[1](P9)；而鲍桑葵则认为东方美学没有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2](P2)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则明确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联系上面黑格尔与鲍桑葵的论点，就出现了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与哲学关系极为密切的美学这样的问题。但是，美学作为人的审美生存与艺术生存的理论表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古代肯定会有自己的美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中国古代的美学形态不同于西方的美学形态而已。 同时，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我们，中西在文化与艺术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西医之间、中西古代绘画之间的差异。众所周知，中西医差异明显，西医完全凭借技术手段进行针对性的诊断与治疗；而中医则是整体性的辩证论治与平衡论治，路数差异极大，但都能达到治疗的效果。古代西方绘画是一种写实性的现实主义绘画，运用的是焦点透视；而中国绘画则是一种写意性的绘画，运用的是散点透视，两者明显不同，但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以上差异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美学一定具有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有特点。 对于这样的特点，已经有一些中外前辈美学家与同行美学家进行了探讨，那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古代美学的生命论美学。当代美学家宗白华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研究《周易》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生命论美学思想。刘纲纪在宗白华之后著有《周易美学》一书，着重阐释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及其与西方生命论美学的差异，并说“实际上在没有美学这个字出现的许多地方同样是与美有关的而且常常更为重要”[3](P16)。我们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可以看做是理解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把钥匙。于民则认为，“因此，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国美学思想特点的形成与由来，就不能不对我国远古时期宇宙、人体、生命科学(即“气”的体验科学)的产生发展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君主专制的奴隶制、封建制的农业大国的特点有所理解”[4](P2)。又说：“像中西对比者所例举的那么多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追其最终之源，就在于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背后的实验科学与体验科学的不同与对立。正是这两种科学的不同导致西方‘物质文化’与中国‘心性文化’，‘重智’、‘重分’文化与‘重德’、‘重和’文化的不同与对立，导致上述审美观念种种特点的出现与发展。”[4](P6)而美国当代实用主义美学家苏斯特曼则在一次谈到他的身体美学研究时，对于中国古代《黄帝内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继《周易》之后又一本非常重要的论述中国古代生命论哲学的论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生命论与养生论智慧，除其重要的医学价值外，还有其至今没有被充分重视的美学价值，值得我们研究与发掘。 二 既然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代实体性美学的生命论美学，那么其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产生的原因。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不同于西方古代特别是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情况。中国古代在地理上是处于亚洲内陆的温带，总体上是一种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内陆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宜于农业；而古代希腊则濒临地中海，山多地少，适宜于航海与商业。所以，古代希腊是一个以航海与贸易为主的国家，而古代中国则是一个农业古国，重农轻商成为其经济社会特点。这就形成了这两种社会形态不同的价值目标与生活追求。古代希腊追求与航海贸易直接有关的科技、航运与海外拓展，而中国古代则追求风调雨顺、万物繁茂与安居乐业。在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条件下较易发展实体性哲学思维，而中国古代那样的内陆与农耕条件则适宜于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人的生存的生命论哲学思维。 如上所述，在中西不同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不同的哲学诉求。古代希腊的哲学诉求可以概括为实体性哲学诉求，而中国古代则可以概括为气本论生命哲学诉求。两者之间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首先从宇宙的本源性来说，古代希腊是一种实体性本源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的“火”或“理念”。而中国古代则是一种混沌的“气”。老子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这里指出了宇宙之初分为阴阳二气，冲气以和才产生万物，已经道出“气本论生命哲学”的要旨。其后，《周易》之“易传”进一步将之发挥提出“太极化生”的理论，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系辞上》)，并具体描绘了阴阳之气化生万物的过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里的“氤氲”即指阴阳二气交感绵密之状，说出了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混沌之情态。庄子曾经在《应帝王》中讲了一个有关“混沌”的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这个寓言道出了作为宇宙本源的“中央之帝”混沌是七窍不分的，混沌一体的，如欲将之分开，必将置之死地。 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是一种有机的生命论哲学，阴阳二气与男女二性通过化醇与构精，诞育万物生命。这是气本论哲学的要义所在。所以，《国语》说“和实相生，同则不继”(《郑语》)，而《周易》则指出“生生之为易”(《系辞上》)，又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古代生命论哲学的特点。而古代希腊则是一种无机性的物质性的哲学，德谟克利特提出著名的“原子论”，而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也是对于物质的探讨。无机性与物质性必然导致对于数的重视，从而出现明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一直延伸至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