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转向

　　一、问题的提出

　　诠释学真正成为独立且重要的哲学学科是在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1900-2002)的手中完成的。他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中不仅考察了诠释学相关问题的始末，还把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狄尔泰(Dilthey)、海德格尔(Heidegger)到伽氏自己的诠释学建立了发展系谱。依照这个系谱，在海德格尔之前，哲学领域的诠释学犹仍充作“技术性”的辅助学科(尤其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提出的生命关连性(Lebenszusammenhang)则处于“技术性”至“存有论”的转折。确切的“存有论转向”自海德格尔开始(正如现象学的转向也始自海德格尔)，诠释学进入了以Dasein之能够存在(Seinknnen)的现象学描述，它是关于Dasein的生存论分析。尤其重要的是，理解活动乃是在生存论含意下之意义的关系整体中进行，由此就带来“理解的前结构”这个关键术语，而伽达默尔则在这条道路上以深具“理解可能性”向度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范畴深化了存有者的理解活动。

　　舒尔茨(Scholtz)曾把哲学领域进行这样的区分与说明：“我们把‘诠释哲学’(Hermeneutische Philosophie)理解为‘从事于诠释的哲学’，这种哲学表现出伦理的、科学理论的或其它的目的。而‘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则是某种诠释学与某种关于理解及解释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是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在诠释哲学和哲学诠释学之外，我认为还存在着‘技术诠释学’(Technische Hermeneutik)，这种诠释学是一种订立规则的、技术性的学科。”①关于前两种哲学的差异，舒尔茨继续指出：“‘哲学诠释学’是一种针对理解、解释和关于这两者之条件的反省，这种反省涉及精神科学的奠基工作和其方法论问题。诠释哲学——或松散来讲——诠释性的哲学探索，则表明自身为某种以理解的和解释的方式来进行的工作。”②依照上述的分类定义，广义的“诠释哲学”当然不限于海德格尔，以诠释(Interpretation)作为涵盖符号、语言、世界、实践等各式活动之基源表现的阿贝尔(Günter Abel)与岚克(Hans Lenk)的诠释论(Interpretationismus)或诠释哲学(Interpretationshermeneutik)似乎也可以涵摄在内。“哲学诠释学”则非指哲学领域的诠释学，而是指向理解、解释的“条件”以及精神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反思，最符合这个定义者只有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至于诠释规则与技术的“技术诠释学”，除了施莱尔马赫之外，法学诠释学的贝蒂(Betti)与文学诠释学的赫许(Hirsch)与伊塞尔(Iser)等都可算是同路人。

　　无论舒尔茨的区分可以扩大到何种程度，如果我们把这些“横列式”的诠释学类型予以“纵贯式”处理，德国诠释学史的主轴大致上可以视为技术诠释学、诠释哲学到哲学诠释学的发展(阿贝尔与岚克的诠释论则可视为续篇)。在此发展中，伽达默尔明确指出海德格尔的“诠释哲学”具有一种比狄尔泰更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即是以强调“事实性”与“时间性”的生存论性格而表现出彻底的“存有论转向”，并使得主张“历史性”的伽达默尔在这个转向之路上通往理解者之渊源(Herkunft，Herkommen)。对比于此，具有技艺学(Kunstlehre)特质的“技术诠释学”则由于其着重以“方法论”服务于理解对象之意义规定，故亦带有“认识论”色彩。关于“从方法论—认识论到存有论”的诠释学发展，容后再论，此处我们可以指出：诠释学的“存有论转向”从根本上扭转了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衍生的主客关系”。转向在海德格尔身上表现为理解者“自身的存有活动”，而在伽达默尔处则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原生的先行关系”。伽氏对理解活动的先行性(Vorgngigkeit)主张一方面充满对文化与传统的高度敬意，另一方面也带出历史议题的黑格尔遗产，而此引来劳思光在其“文化哲学”的“类型学论述”中给予一定的位置。

　　劳思光在其《文化哲学演讲录》中提到三种“文化哲学”的近代模型：分别是精神实体辩证的黑格尔模型，物质实体辩证的马克思模型，以及重视历史传统的诠释学模型。劳思光在诠释学范围中选取的代表人物即是伽达默尔，原因在于伽氏有别于当代科学主义甚至后现代思潮的“反传统”立场，强调我们既然源出于文化传统并受其决定，因而不可能与它产生一种对象关系式的对峙。劳思光对此三种模型的区分与并立是很特别的。按把黑格尔与马克思联系起来，并且将关注点放在解释历史文化发展之“精神”与“物质”的不同元素的对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对立如何关连于承认“传统”及正面评价“权威”的伽氏诠释学模式?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从诠释学史的角度来说，伽达默尔的“重传统”(某种程度也是“反启蒙”)模式固然根源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考察，但它也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深有所感——特别是对教化(Bildung)议题的考察。因而伽氏模式更适合放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内部理路中加以观察，此即从狄尔泰的时代以来便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对立与整并关系所进行的不断反思，而此关系也预取了伽氏模式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的争辩。然而从文化哲学甚至思辨哲学的角度来说，伽达默尔确实应该联系上黑格尔的遗产。劳思光书中对此有两点简要说明，其一是伽达默尔之继承德意志的观念论(主要是黑格尔)③，其二是伽氏对历史发展所持的开放性(无终点)立场，反对黑格尔对精神发展的终点观解释。④这两点说明都有凭据。伽达默尔继承黑格尔处甚多，精神的辩证性乃是较为清晰的主轴，此精神辩证便是把一切诠释学事件收摄到文化的进程中：历史性精神在对异己的“理解活动”中规定自己、认识自己并与自己和解。⑤而伽氏亦曾表示自己与黑格尔的差异乃在于精神发展的开放与否：任何的历史意识都不能扩充为“绝对知识”；对理解活动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经验”而不是历史的“无限理智”。⑥如果从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继承与反对后者之“历史鸟瞰图”式的思维来看，劳思光的解读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伽氏相反于当代科学意识之重传统、以历史性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特质，正表现了一种黑格尔哲学变形下的深层“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既批判第一等级之天真的“客观历史主义”，又在更高的第二等级以其基于渊源性因而是有限性的“存有学历史主义”而表现出海德格尔遗产与黑格尔遗产的距离。⑦这就让我们明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模型在“文化哲学”上的深刻意义，即由历史性与时间性出发的、重传统的人文思想，乃是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基本存有学角度切入我们的文化，并将累积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成果内化为我们的根源。重视传统因而不能单纯视为我们面对的、值得尊重的真实，传统实际上走在历史真实的前头，并且是我们判断这类真实的隐然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