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3)02-0085-09 一、时代潮流的激荡与湖湘文化的哺育 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帝国主义用洋枪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开始了备受侵略与欺侮的悲惨历程。这既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斗争历程，也是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冲突并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从魏源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史步伐。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实干家与组织者，在中国所掀起的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而黯然落幕。中国新一代青年志士沉痛反思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与教训，深刻认识到：花费巨大的洋务运动只是学习了西方文化器物层面的东西，而没有学习与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于是，一场以改革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旧制度，建立民主新制度的政治改革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在这场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湖南人之所以能够及时而敏锐地看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问题——政治制度，这与湖湘文化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是密不可分的。从中国近代“冲决网罗、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谭嗣同的思想来看，他在进行清王朝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运动时，就提出了十分激进的民主变革要求，对封建君主制及其精神支柱“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攻击。这与他首先继承了王船山“纯是兴民权之微旨”，又吸收了“法人之改民主”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中西先进文化在谭嗣同身上交汇融合的集中反映。为了创立一套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的指导思想，谭嗣同以“精探性天之大原”[1]P49的探索精神，决心融合中西文化，包括吸收印度佛教的思想精华，创立了一个“仁以通为第一义”[1]P29的“仁学”体系，提出与西方列强及东方日本全面“通商”、“通学”、“通政”、“通教”，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通商富国”、“实业强国”、“科学兴国”、“变法救国”思想，并以鲜血与生命践行了他的救国理想，开创了流血救国、暴力斗争的思想传统。谭嗣同的亲密战友唐才常，进一步发挥了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提出“欲开二千年来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2]P33为此，唐才常更系统地提出了“通商以富国”、“通学以新民”、“通法以维权”、“通使以建交”、“通政以改制”、“通种以保族”、“通教以促大同”等一整套“新吾中国”的主张。作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民主革命的过渡人物，唐才常及其战友们以杀身成仁、血溅荒丘的英勇壮举，宣告了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至20世纪初，中国大地出现了新的曙光。“古称山国”的南方内陆省份湖南又一次走在中国社会新变革的最前列。在迎接新世纪的最初春雷声中，先进的湖南人一方面更强烈地表现出“救中国自湖南始”的湖湘精神，这是由中国内生的先进文化——湖湘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强大民族自信心、聪明智慧、英雄气概与精神力量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更积极更虚心更全面更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从政治文明、社会制度层面来改革中国封建旧制度的英勇实践。这首先表现在杨毓麟于1902年冬写的《新湖南》和杨度于1903年10月写的《湖南少年歌》。杨毓麟在《新湖南》中高度赞美了王船山所开创的湖南“特别独立之根性”，以及魏源、郭嵩焘大胆学习西方的开放精神，尤其是热情讴歌了“直接船山之精神”、“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3]P35谭嗣同；同时亦更深入全面地介绍了西欧霍布士、陆克(洛克)、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与“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大胆地喊出了“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比利时，以吾湖南为瑞士”，“欲新中国必新湖南”的革命呐喊。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则以清新激昂、脍炙人口的诗歌唱出了“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4]P95的千古名句。在他们擂响的春雷战鼓声中，湖南走出了一位伟大的“实行的革命家”黄兴，他怀着“建设共和新事业，铲除世界最强权”[5]P277的坚定信念，无私无畏地协助革命领袖孙中山创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同盟会，勇敢地走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最前线，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与满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生死百战，万难不屈，为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制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与热血。这位“实行的革命家”黄兴也作了理论上的新探索。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建国思想、高扬民权的人民“主人论”与反对官僚主义的官员“公仆论”，以及一整套“政党政治”与“依法治国”论，还表现了对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与价值取向的最初追求。黄兴的亲密战友宋教仁，则以西方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为中国设计了一整套“三权分立”、“多党政争”、“政党内阁”的民主共和新宪政的新蓝图。正当他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设计而奔走呼号时，却被袁世凯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使中国仿效西方议会选举民主政治的最初尝试遭到重创。中国由此而走向越来越激进的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道路。以“黄、蔡邦之模范”[6]P490而闻名于世的湖南另一位民主革命英雄蔡锷，不仅在辛亥革命中以光复云南之功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武昌首义，独具卓见地揭露了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多次表示了“长驱北指，直捣虏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决心；而且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公开暴露之后，义无反顾地在云南揭举“反袁护国”的义旗，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坚决击败了袁世凯的军事反扑，为全国反袁斗争的蓬勃展开作出了榜样，赢得了时间，终于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一命呜呼。蔡锷也以“再造共和”之功而彪炳史册。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在军事理论上的新贡献就是他不仅充分吸收了欧美、日本的近代化军事理论与实战技术，也继承与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新的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我国近代军事理论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