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5-0032-09 毛泽东是炎黄子孙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1](pi)更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学”已成为海外学者追逐的一门“显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众多的海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深入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海外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1.主张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在很多方面照抄照搬过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部分地抛弃了“照搬苏联”的政策，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美国学者施瓦茨也认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已“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2](p49)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开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都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仍然敬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然而其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大约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自觉作出这一分析的，思想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3](p10-23)施拉姆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但它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的努力的开端。 施拉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他发现中苏两国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他认为毛泽东虽然声称要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但其对党的领导总的看法同列宁、斯大林并不一样，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尤其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要积极参与管理，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群众要积极参与到管理中来。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2.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更加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海外学者在分析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时，发现“民族形式”是其重要特点，是看到了问题的真谛。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的佼佼者。如澳大利亚学者王衮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语言的掌握和生动的运用，似乎有助于把读者们对激进变革的需求和紧迫感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解说，便变得通俗易懂。这可能不利于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但这也许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外国味的深奥难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更富有成效。我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的中国式表达以及对中国分析法的运用，比任何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或列宁的教科书，更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进步思想”。[4](p163)确实如此，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很多脍炙人口的言论为大多数人民所掌握，并成功地唤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施拉姆在论及毛泽东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时指出：毛泽东不仅主张从中国过去的典籍中引章摘句，而且特别主张要吸取其精神实质。他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观点，即有些情况不需要任何民族风格，诸如火车、飞机和大炮。政治和艺术却应当具备民族形式。美国学者阿瑞夫·德里克也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毛所进行的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成为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声音。”“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5](p226)他认为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点是异常鲜明的，它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正式号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当中，而且更令人信服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当中，毛泽东运用这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了中国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