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31X(2012)06-0001-05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建国后，他总是着眼于宏观战略高度思考和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致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他纵观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与时俱进，科学总结我国建国初几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撰写的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入发展的科学大纲，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方略，是我们党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为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和路线，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思想启迪和理论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先河，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二者存在着师承渊源关系，由此奠定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奠基开山之作的历史地位。 一、《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科学论断，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和指导方针直接提供了思想启迪 历史经验显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是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的必然结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壮怀激烈，史无前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发展又不平衡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这一伟大事业胼手胝足，努力奋斗。《论十大关系》为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和路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力量源泉。 1956年初，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工作汇报后，从中看到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和矛盾，于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思想发展的光辉著作。毛泽东综合提出十大关系和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720。我们党采取这一方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高度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但问题是，如何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什么途径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是根本出路和有效坦途。通过改革开放，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小农社会自然经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封闭思维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保守落后的体制环境中解放出来，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殷忧启圣，转变发展观念，明确发展思路，开拓创新，在迎接挑战中把握机遇，在克难攻坚中脱胎换骨，在解决问题和矛盾中实现凤凰涅槃。当时，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理念还比较淡薄，改造社会主义经济环境，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发展质量，是全新的事业。因此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改革开放，人们深刻体认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温暖，实现自我感化，从而提高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自觉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积极因素”的来源，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工作的优势和积极性，指出国内的积极性，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积极力量因素，争取中间势力为积极因素，做好转化消极势力的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国际的积极因素，我们党要团结一切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华人华侨和有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爱国者，以及国际上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友人和爱好和平事业的贤达和志士，争取中立者，分化和打击敌对反动势力。总之，千方百计采取直接的和间接的方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这一指导方针，不仅是当时《论十大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启迪和影响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和路线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也为我们现在乃至将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有力的思想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论十大关系》揭示了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根本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深入发展，这一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矛盾，改革经济体制，消解这些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毛泽东从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进行了艰辛有益的探索。一是精兵简政放权，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沿海工业比较发达，内地经济比较落后，工业结构分布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针对这种经济状况，毛泽东提出，要改革工业发展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一方面，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的区位优势、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和扶持内地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广大内地新工业基地，建立新兴产业和工业城市，形成沿海和内地工业基本平衡，竞相发展的局势。同时精兵简政，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军政费用应当节减，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补用于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725，才能进一步增强国防实力。同时，党政机关也要改革精简，反对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前提下，砍掉三分之一的机关单位；政府不能给企业背包袱，手不能伸得太长，凡企业决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要坚决予以保护，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干预企业的管理体制，解轭放套，让企业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我生存和发展。他指出，凡是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保证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地方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条件下，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简政放权，“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729，让地方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和积极性兴办实业，再也不能仿效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高度集权于中央，卡死地方的做法。毛泽东这些改革发展的思想，为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调整经济结构乃至我们今天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方针、政策，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创新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路。 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和物质利益关系，实行综合平衡发展。众所周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体现了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关系，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三大产业发展的关系，这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针。这种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最后完善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要把“农业生产”摆在“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2]360，振聋发聩，语音犹在。他强调重视农业的务实措施，要体现在覆盖于农业上的投资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所占的比重适当增大。在毛泽东改革产业结构的思想指导下，1957年我国重工业投资比重由上年的51.4%降为43.8%，农业由上年的32.7%提高到35.3%，轻工业由上年的15.9%提升到20.9%。这种产业结构“相对平衡比例”，既突出了重工业的重点发展，又照顾到农业和轻工业的平衡上进，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了既要人民又要重工业的方略，切实贯彻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关心农业，以农业为基础的光辉思想，对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和实行产业结构改革调整方针，乃至我们当前加强农村工作，大办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重大激励和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