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6-0047-06 客观存在的文本不可能自动彰显作者的思考情境或理论意图，文本内在思想性因子的“激活”或“出场”需要读者背后的“推力”作用。甚至在后现代文本学家那里(如罗兰·巴特)，阅读就是思想的生产过程，就是读者在当下的思想重构过程。而特定主体都是在特定“理论前见”座架之下进行解读，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理论前见”的指导，甚至会达至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或进行全然相异的“理论生产”。因而，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对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大量存在的客观文本，新的理论生长点之所以难以构筑，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方法论的引入。正如有学者指出：“现在主要的不是研究的档案文献太少，而是对这些档案文献利用不够，下功夫去研究不够。”①在我们看来，方法论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更新是目前研究中必须下的最为重要的“功夫”。 一、目前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批判 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以同质化、宏观化思路与直接阅读方法为代表的基本研究倾向，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是目前研究难以向纵深挺进和实现精致化解读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自我反思与批判。 1.“同质化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局限 同质化解读思路就是将毛泽东思想视为由基本性质相同的“原料”组成，而忽视思想发展的历史性线索及其异质性特征，对毛泽东思想无历史地加以引用或研究。同质化解读人为地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同质性”的逻辑进展，理解为只是单一“量的积累”，而忽略其思想发展的“异质性”因子与不断变化、深入的动态过程，其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作用使然。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独具的“超凡魅力”，以往对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不可避免产生了“神性观念”，即将毛泽东置于高不可及的“神坛”而加以顶礼膜拜。这种“神性观念”在“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中达到顶峰，毛泽东本人及其每一个思想观点都被“神圣化”或“偶像化”。因此，在对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就是：在神性崇拜观念支配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神性”即“同质性”理解，因为意识形态需要，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要么粉饰、要么直接回避。同质化解读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是“预设目的论”的表现，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一生都是伟大而英明的，其早年思想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些许起伏，但也预设了其最终会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华丽转变”，对其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了证明走向成熟的历史必然性，或者是作为成熟阶段的“脚注”，这显然是一种“辉煌史”架构在理论逻辑上的表现。其实，从本质上而言，这是被意识形态“大他者”质询下的“伪学术构境”(张一兵语)的必然结果，这一“伪学术构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正确形象。在“文革”之后，这种研究思路虽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学术舞台，仍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作用。 在同质化解读思路座架之下必然会出现各种奇异的研究现象，例如：毛泽东思想原理的建构不是从现实需要或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出发，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从已被碎片化的历史文本中抽取出其需要的各个方面进行人为的拼接与拼凑。这也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原理既不能得到理论上的有效说明，也不能从历史性文本发展的角度加以科学论证，更不能得到现实的支持与肯定。以毛泽东1917年写的《勤奋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座右铭为例，这句话后来曾被论证为毛泽东阶级斗争发展的“源头”。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同质化”思路作祟使然，是无历史地对毛泽东思想的“暴力”挪用。毛泽东此时正深受杨昌济伦理学思想影响，这句话是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思想的彰显，体现的是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与后来所谓的阶级斗争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可见，在同质化思路之下，毛泽东思想呈现出的是“无根性”的文本碎片，只要是毛泽东关于某一问题的论述都可以被类聚起来，进行单一定性，而丝毫不从具体的、历史的背景考虑。任何解读者，只要根据其主观需要，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语料库”中任意选取符合其认知框架的“原料”。因此，此种研究范式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无法真实反映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从本质上难逃“化约主义”的嫌疑。 2.“宏观化思路”粗略性勾勒的“低像素”图景 与同质化解读思路并行的另一大理路就是宏观化、宽泛化解读，而这两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宏观化思路无意于对思想发展的精微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为同质化解读的生成提供了内在契机；而同质化解读思路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宏观化解读的潜在力量。所谓宏观化解读思路就是从宏大历史背景、历史线索出发，以“宏观解读”与“宏大叙事”研究范式把握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解读方式。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化解读有其内在合理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对事件的解释力求从客观现实存在而非主观臆想出发，寻求推动事件发展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解读模式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得以科学进行的基本保障，毛泽东研究也不例外。但不容忽视的是，片面而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解读方式在当下社会——尤其是随着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潮流到来，在解读毛泽东这一复杂因子“集合体”时，难免会表现出“力不从心”。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一方面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受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在这种宏大解读模式下，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之中。具体到毛泽东研究，我们以往在研究时都侧重于从传统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宏观政治、经济等权力系统出发，考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并从上述显性宏观权力出发寻求事件的“合理解释”。殊不知，毛泽东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不同(虽然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一般历史研究以宏大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而毛泽东虽是历史发展洪流中的著名代表，但也是历史当中的普通一员。可以说，毛泽东的形象是平凡性(作为普通个体的一般性)与超凡性(集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理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复杂多面性)共同交织而成的，单纯依靠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解读范式是不可能完整、生动而形象地勾画出“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形象的。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引进微观理论视域，“用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去完善和补充传统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并以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微观权力网络体系为中介和活动平台，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②这一建议对于当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也十分适用。如果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视为一幅图片，那么仅仅从宏大思路出发，所勾勒出来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素描”，只能是一幅像素较低的图片。像素的增高与色彩的扩充，需要结合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