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2)06-0017-06 毛泽东的去世并不意味着他留给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遗产能够随之逝去。正如保罗·希利和尼克·奈特所言，跨学科运用各种理论资源重新认识毛泽东，批判性地反思毛泽东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恐怕已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1]。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实践出现重大偏差的发生学阐释，为理解晚年毛泽东的认识论根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该取向往往采取“定性-描述-阐释-回归”的封闭模式，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发，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线索，对毛泽东晚年的社会理想展开描述，分析原因并总结教训，最终呼应《决议》的基本结论。这种研究方式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纠缠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往往会遮蔽隐藏于晚年毛泽东思想和实践背后更大的“问题意识”。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将晚年毛泽东的愿景(Vision)①作为“理想类型”，根据毛泽东分散于各处的论述，勾勒出该愿景的基本特征，并从思想来源和社会结构两方面透析该愿景背后蕴藏的问题意识。 一、理想与现实的交织：晚年毛泽东愿景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本人没有集中论述心中理想的社会模式，但通过他晚年发表的言论，我们能够描绘出该愿景理想层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结构相同、功能齐全的大型公社作为基本社会单元，公社内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社会生态系统。 毛泽东在1955年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浪潮中就开始构想以大型公社为基础的社会愿景。他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应当逐渐合并，组成大规模“综合经营的合作社。”[2]257-258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组建大型公社的想法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落实。该决议指出：“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成为必须，“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学商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采取的基本方针。”[3]446-447这种大型公社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之便，而且要成为功能齐全、结构完整、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打破中国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毛泽东对家庭作为基本社会结构并不满意，从早年就有创建新家庭之想法[4]454。他认为家庭是建立在“私有”观念基础上的，不利于形成共产主义的分配关系。而公社则为社会结构的变革提供了可能。公社终将施行“全民所有制”，并把社员引向“更为幸福的集体生活”。每个公社内部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5]515，——公社不仅为社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实现自给自足，而且还提供一应俱全的服务，社员一生不同层次的需求都可以在一个公社内全部实现。 第二，破除职业界限、专业分工，从而消除因分工不同而产生的两极分化和官僚特权，实行供给制。 毛泽东非常担心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官僚特权以及两极分化，如何根除这些现象成为他晚年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地时期实行的供给制被等级工资制所代替。但这套等级工资制森严的规定，使得不同级别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和享受待遇的标准逐渐拉开，身份随着等级差别而日益固化，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官僚特权正在形成[6]。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对这一现象更加忧虑。他从精神层面进行呼吁，要求干部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7]378不仅如此，毛泽东试图在制度上做出调整。他要求“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到地方做调研，深入群众，并直言“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根除官僚特权和两极分化产生的土壤，毛泽东试图打破专业分工，确保人与人之间身份上的平等。在“五·七指示”中，他要求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8]在毛泽东看来，唯有如此，人才能实现全面发展，身份之间的壁垒方能荡然无存。 第三，用政党伦理对人性进行塑造，以“德治”作为社会统摄的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理想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两者不可偏废。从其“导师”的自喻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塑造人灵魂的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9]118经过革命的洗礼和磨砺，共产主义新人应该具备正确坚定的政治觉悟和献身精神，“新德性”构成了毛泽东愿景社会的基石。可以说，这种社会是以“德治”作为基本的社会统摄手段。所谓“德治”，即“用政党伦理来实现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的体制，它以消灭各种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为着手点，以建设一个纯净的社会和至善的人间为旨归”[10]158。在毛泽东执政晚年，这种指向集体主义的“德治”被推向巅峰：塑造个人德性的思想资源由传统伦理道德变成了政党伦理，个人存在的空间被政治正确性所占据，指向个人的内向修身被吞噬于指向集体—政党的外在锻造。政治化了的道德不再用以维持内心与外界之间的平和，而需在社会“剧场”中不断地、有策略地自我呈现[11]25-29。群众需要不断地保持政治参与。毛泽东对“红与专”问题的反复论述反映了“德治”的内在里路：“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7]351在德治社会，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必然保证个人存在的社会正当性，政治参与以及表现出的政治正确性将成为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