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汉河(1945- ),男,山东淄博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主要研究西路军史和党史及中国现代史,兼及文学创作和社科编辑,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
甘肃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从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至今,已过去了75年。涉及西路军的论述和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3月至1978年底,共42年;第二阶段1978年底至2012年,共33年。第一阶段,张国焘路线论占统治地位,但共产国际和陈昌浩当初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资料和观点有重要研究价值。第二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探讨,西路军研究有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具体内容可分为11个方面:1.对西路军形成的研究;2.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3.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研究;4.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研究;5.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6.西路军的功绩、历史地位和意义研究;7.对西路军的营救研究;8.西路军与长征的关系研究;9.西路军战俘及流落将士的研究;10.西路军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研究;11.权威著作对与西路军相关内容的修订。对其加以述评,有重要积极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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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4-0110-10

      (二)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

      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中央为西路军规定的两大任务之一。《作战新计划》中的原话是:“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主要内容,也是西路军获取群众支持的需要。河西各地党史征集办公室成立后,曾于1980年代末作过专题征集和梳理工作,并形成专题资料,被收进《悲壮的征程》(下)①一书,共有四个专题:《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各级政权建设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山丹县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辖东西街)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这些专题都是在各县及地区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资料翔实可靠,为相关研究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后有两篇相关论文,《西路军与苏维埃政权建设》②和《西路军西进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③。前者的主要成绩是,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高台、临泽的苏维埃建设背景、组成人员及主要活动,作了集中概括。但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中共中央最初给西路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并专门就此作了论证说明。因此,没有,也不可能论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发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没有全面掌握消化西路军的文献资料,而是看到某种专题资料就匆匆写作,这就难免产生片面性甚至是严重错误。后者认为,西路军先后在永昌、山丹及高台、临泽两次建立苏维埃政权,都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第一次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第二次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及其之后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角度较新,有一定道理。该文的缺陷是,中央在组织西路军时就曾明确规定,创立河西根据地是西路军的两大任务之一,而且是首要任务,该文只字未提,更未论及。

      (三)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研究

      民族统战工作,是西路军比较重视,并做过努力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以此为中心的论文共有四篇,按发表顺序分别是:《试论西路军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④(后文简称《董文》)《西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⑤(后文简称《朱文》)《西路军在临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⑥(后文简称《濮文》)①和《西路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⑦(后文简称《孙文》)。

      《董文》认为,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基本是好的,有积极意义,并从五个方面作了概括分析:(1)分析了西路军当时的21条口号,指出其核心“是‘联合’、‘抗日’,反对内战”;只有两条提到“打倒马步芳”,一条提到“马步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未提“打倒马步青”,政策和策略也是正确的。(2)组建专门统战机构“回民司令部”,动员马步青之土门工兵营投诚和参加红军工作,成绩明显。(3)阵前统战工作,有两件典型事例:一是撤锁罕堡之围,放走马步青之马禄旅一部;二是在五佛寺进行统战宣传后,放走被围困的马步青之祁明山步兵旅。(4)争取马步青,通过秘密谈判,使西路军顺利过凉州。(5)在苏维埃建设等地方工作中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如“五佛寺抗日民族促进会”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成员中有出身成分高的进步开明人士。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也有两次失误:“其一,一条山与马步青派出的兽医处长张毅生谈判,是一次上当受骗。”“其二,在组建、改编‘抗日义勇军’时,审查不严,关键时刻造成重大损失,高台失陷是典型的一例。”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回族军阀马步青的反动本性和特点认识不足。”“第二,对西安事变前后‘二马’的态度认识不清。”

      《朱文》是篇以叙述为主的文章,虽与董文稍有重复,但资料较细致,亦有新内容。例1:根据上级指示,“红九军军部首先向被围在锁罕堡之敌马禄送去信函”,撤除了“对马禄部的包围”。“三十军网开一面,让被围在泰和堡的祁明山旅司令部及一个营撤退”。例2:与国民党骑五师上校兽医处长张毅生在一条山的谈判,由“总部派出政治部敌工科长吴建初协助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接待”。例3:西路军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红九军在“横梁山战斗中俘虏了以罗承训为首的青海马军‘战地医疗队’数十人”,九军敌工部的吴仲廉等对其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后“资遣释放”。例4:组建对敌先遣工作团。西进到武威土门地区时,西路军“组成了以黄火青为团长、魏传统为秘书长的‘对敌先遣工作团’,负责沿途对马军的联络和统战工作”,并在过凉州时取得明显成效。例5:西安事变刚爆发时,西路军对“二马”作了许多统战工作,如阵前喊话,送信函联络等,但收效甚微。例6:为缓和扭转战局,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给“二马”发过两次信函,一次“于1月17日,致函马军前线指挥部”,一次“于2月1日,致函马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皆被“彻底拒绝”。例7:积极组织工农,保护发展工商业。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中,详细汇报了相关内容。例8:经红五军教育释放的高台县长马鹤年,到张掖任县长后,保护、收容和营救被俘西路军失散人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9:永昌县商会会长王瑜,为红军捐献毡鞋800双;西路军西进后,又将永昌区苏维埃副主席狄万川、委员张文德保释出狱。例10:统计了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成员人数及相关成分比例:西路军“建立的四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属27个乡区村镇政权168名领导成员中,地方进步士绅、旧政府工作人员、工商业人士就有37人,占百分之二十。”这对沟通红军与各界的关系,掌握各阶层动态,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上述种种,对扩展和深化西路军研究,全面了解西路军历史,都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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