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3-0103-08 一、研究概况 从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至今，已过去了75年。涉及西路军的论述和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3月至1978年底，共42年；第二阶段1978年底至2011年，共33年。 第一阶段，张国焘路线论占统治地位，但共产国际和陈昌浩当初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今天加以述评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探讨，西路军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一是以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修订再版①和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②的正式出版为标志，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肯定了西路军的贡献和“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二是以2004年7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为代表的一批文献资料的面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三是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和文章，涉及西路军许多问题，虽有一些差异甚至相反的见解，但通过分类分析，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有利于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西路军问题；四是各地党史机构和学者对西路军地方史料的发掘、梳理、出版，以及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有利于认识西路军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认识西路军将士的献身精神和终生不渝的革命气节，有利于认识人民群众对西路军的支持和救护，以及西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 前几年曾有两篇《红西路军研究述评》发表。王建科的述评③虽有些功底，但认为“战术上的失误是西路军遭重创的主因”，显然有失偏颇；且只引用了八种资料中的24条引文，很不全面。杨惠娟、董汉河的述评④主要从西路军的形成原因、失败原因、历史功过及战俘和营救等问题进行归纳综述，并适度作了评价，虽大体正确，引用了43种资料中的49条引文，相对全面些；但仍不完全。另有一篇述评类文章《西路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⑤，对传统观点张国焘路线论的提出和形成作了简要揭示，对1979年至1998年的西路军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除资料价值外，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仍值得重视：“诸如怎样认真研究西路军史料；怎样看待毛泽东长时间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在一起的问题；怎样看待西路军指挥者在指挥上的失误以及西路军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有无妥协的问题等等。”还有一篇《二十五年来西路军问题研究综论》⑥，对1979年至2004年西路军研究的重要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过程及结论作了述评，虽未包括期间发表的全部论文，但对重要问题的论述有可取之处，诸如，中央当时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初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的直接指挥；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两方面责任：“其一，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缺乏信心”。“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等等。但上述四篇述评类文章都有局限性，不完全，也不完善，未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不可能包括近几年的研究进展；且尚欠深透，未指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必须深入突破的难点。为弥补上述不足，在研读包括最新成果在内的一百四十余篇论文、十余部相关著作和大量相关资料，特别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力求用新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入、更确切地对西路军研究加以述评，提供更多的学术信息，提炼其中的学术精华，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广泛深厚的基础，恭请专家指教，并期望西路军研究突破难点，更科学深入地进行下去。 二、第一阶段(1937-1978年底)：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共产国际的意见和陈昌浩的检讨等 这一阶段对西路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浩的检讨和中共中央的结论性意见，值得研究，不能回避；个别当事人程世才、李天焕等的相关资料和回忆录也有些许资料和研究价值；共产国际当时对西路军的评价与电示有积极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其加以简要介绍和评析，有助于西路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 (一)当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 当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有两处：一是大家都熟悉的毛泽东加在1936年12月文章中的那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⑦二是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的一句话：“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⑧这一观点虽从未展开论述，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但在第一阶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性质和程度上不断扩大和延伸，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个别人坚持。与此相关还衍生出几种次生观点： 1.“假借”“假传”和私调部队过黄河说。李天焕在《气壮山河》序言中说：张国焘“又一次采取了分裂红军的阴险步骤，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假传中央的命令，让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1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妄图逃避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到大西北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向中央闹独立”⑨；程世才则回忆道：1937年12月底，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左支队部分领导人程世才、李天焕等人时说，张国焘不经过中央，私自将队伍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⑩。李天焕时任西路军之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程世才时任西路军之三十军代军长，他们都看不到中共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和电示，看不到中共中央有关组织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新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当年西路军失败时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谈话，演绎出“假借”“假传”和私调部队过黄河说，虽然可以理解，但已和传统观点一起，都被近三十年来挖掘发表的权威文献所否定。文献证明，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10月8日拟定的《作战新计划》的明确规定。相关电报证明，为落实中央谋划已久的宁夏战役计划，中央及军委先是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后又命令30军过河，同意9军过河并电示其“准备袭取定远营”；只有五军因强敌压迫，由朱德、张国焘命令护船过河，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