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疏忽：无意还是有心？ 暮年蒋廷黻在追忆往昔时，对早年清华生活多有涉及，对相关人物亦多所论列，其中既有他所交好的人物如罗家伦等，也有他所不喜的杨树达等。 在言及清华转向近代化的学术改革时，蒋说：“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绩，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美国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栋梁之才。”①这是实指还是虚指？了解内情的人，当不难体会出，此说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暗有所指。那么到底指向何人？殊堪玩味。 当时清华能教政治思想的三人中，分别是：萧公权(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国政治思想史)、浦薛凤(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和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史)。蒋的笔锋所指，究竟何在？是同时指三人吗？恐怕未必。以私交和学术理念论，蒋、萧颇为相得。事实上，萧在清华还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有年，且反映甚好。蒋还曾特地委托萧代编了一年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此处所指对象显然不会是萧。退而言之，即便蒋的话锋中牵涉到了萧，重点也不可能在此。那么，其重点是浦薛凤还是张奚若？其实，浦与蒋廷黻的关系也不差。而浦最初曾担任西洋政治思想史，在担任一年后则始终由张奚若担任，浦转而长期担任西洋政治思潮，并一度开设政党政治这一选修课②；浦的长项在于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对古代思想缺乏专门研究。严格说来，唯张奚若长期专任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一课，是“从上古到近代为止”，特别是他所认定的西方历史上的“三大思想家”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统上，蒋廷黻的话锋所指，很可能就是张奚若。 当然，严格地说，仅从如上回忆来定论似仍有证据不足之嫌。对此，萧公权的回忆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张对萧在系中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颇为不屑，表示“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萧付之一笑，而密友蒋廷黻则抱打不平，“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③。此事属实。当时《独立评论》上蒋廷黻确实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至此，我们可以断定：蒋廷黻笔锋所指主要就是张奚若。 ——但问题在于，蒋此处明明牵扯到了张氏，为何却没出现张氏之名？ 二、个性与交谊 由上可知，蒋、张二人并不对付。其实二人之间有不少交集。两人都属著名的“哥大派”。1919年，张奚若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离校时，蒋廷黻则即将从欧洲做志愿者回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之前张也曾在欧洲游学德法等国)。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时，蒋廷黻正式参加业余的政治活动，而张奚若在此前十年已投身于辛亥革命了——这是他们的校友之谊。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密友：胡适。当年张、胡二人都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过从极多，日后亦时有联系④。 张奚若获硕士学位后，有朋友希望他回北京大学任教，但张在1920年3月致函一位旅日友人，说“恐怕做不到”，原因包括“我确有意于新革命运动”“我又想用全副精力去办两种杂志，一谈普通政治，一谈专门学术。有此数因，故北大之事不能冒许”。所谓“新革命运动”，指新文化运动。可见张与蒋廷黻早年的思路颇为相识：为影响国内的政治运作，希望能办报，后来转而从事政治学(蒋后来又转向史学，但以外交史见长)。1920年底，张奚若回国，次年3月又先后到英德法意等国游学。此时，他仍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参加了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的筹备工作。该刊于1922年5月创刊，胡适在第二期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张奚若当时是同意的。1924年胡适曾有意请他回国担任主编，张未允。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张奚若应蔡元培之邀前往任职一年，期间曾任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7月离任)。离职时，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此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一年。1929年8月，应罗家伦之邀来清华政治学系任教。同时，蒋廷黻也应罗之邀出长该校历史学系。同样有意思的是，蒋廷黻也曾办过刊物，在主张上也有“好人政府”(即用知识精英来改造政府，使中国政治上轨道)的倾向。 可见，在学缘、履历、志趣等方面，二人都曾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且二人都对政治不无某种“兴趣”。只不过，二人的步调不一，路向也有所差异。在1929年后，他们都在清华。当时清华规模甚小，教员最多也才达到216人(1934学年度)⑤，教授一般在百人左右；教职员们几乎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文法两学院的教师们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张奚若非常活跃，蒋廷黻也是活跃分子，相互之间绝不会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都是曾一度同为学校评议会成员，而成员只有十四人，几乎每月都要在小范围内见面、议事若干次。二人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当然未必是积极的)关系，但蒋在其一系列相关文字中，却有意识地回避对方的存在，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下意识或有意识地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