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6-0017-10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①及其所蕴涵的“变局”②为学术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个“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就开始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关注重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现端倪。刘少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③的判断，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得到邓小平的认同④。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庐山会议)确定了重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天向上。”⑤但各地粮食严重短缺的现实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重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⑥。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正视困难，确定了“伤筋动骨”调整的方针，由此形成“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局面。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北京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北京会议是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大跃进”运动以来缺点错误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已接近半瘫痪状态，然而中央对困难成因的判断依然未切准脉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把粮食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咎为坏人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中央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反对“走过场”⑦。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⑧。但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挫是一剂使人清醒的猛药。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到“大跃进”的口号在1961年还能不能提时，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⑨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⑩。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会议中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即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11)。会议通知下发后，中央和各省、市、区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12)。从年初到北京会议召开之前，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逐渐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并坦率地为这几年工农业“高指标”承担了责任。他认为责任就在于调查研究少了，而且责备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13)。毛泽东还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没有坚持反“左”，他感叹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14)。刘少奇反思的重点是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他认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5)在如何分析缺点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定论(16)。中央领导人承认“大跃进”运动中有缺点错误，这就为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开了好头。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针对粮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会议期间，毛泽东共有四次讲话。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主要讲退赔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几年我们政策执行得不好，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17)。他开诚布公地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讲。搞钢铁我也是满腔热情，劲头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我这话一直讲它几年，你们做好了，听厌了，我不讲了。(18)毛泽东对“高指标”、“高征购”的批评相当严厉，并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但“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原因，他没有过多涉及。 由于前期调查研究接触了实际，分组讨论中许多同志的发言触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热议的问题，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现端倪。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什么两次刮‘共产风’，今后如何能够不再刮？”关键是要保证有“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党内民主”。“1957年以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发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只强调集中，只强调纪律，只强调统一意志，忽视民主，忽视自由，忽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宁左勿右’成为一个时期事实上存在的风气。要用长期的工作，耐心地来改变这个风气，还要定出一定制度出来，才能保证不再刮‘共产风’。”有人说：“几年来，不仅是下边，在县以上拔白旗、反右倾，处分了很多人。党内是非不清，干部谨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说‘这几年是在敌我分界线上工作’，上下不通气，关系很不正常。”(19)有人批评说：“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是有削弱。说是政治挂帅，不少地方成了书记个人决定问题，特别是第一书记不点头，什么事都不能办。党的政策、重大问题，却很少集体讨论，这实际上是没有政治挂帅”。“党内民主生活是个大事，要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然，整了风，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个制度，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