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3-0016-14 拙文《“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②已经对1935年陕北肃反作了粗浅研究，本文是其续篇。 陕北肃反发生后，中共中央初步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当事人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相关领导部门申诉，要求重新审查陕北肃反。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思想上、政治路线上开始逐渐确立新的评判标准，进而开始用新标准审查过去政治路线，最终否定了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为陕北肃反问题的重新审查提供了政治前提。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召开了西北高干会，陕北肃反问题作为重大的西北党史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议。这些新决议从政治上完全否定了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关于肃反“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基本定性，认为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应该完全否定。新决议还在政治上完全为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组织上，新决议继续深入追究陕北肃反当事人的责任问题，除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外，与肃反有各种联系的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负责人也都被追究个人责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和组织处分。决议还在组织上对原陕北肃反受害者落实政策，在此基础上，一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开始在工作中逐渐受到重视。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平息对西北高干会决议的分歧，统一认识，接着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对西北高干会的结论进行再次肯定，继续批判了对西北高干会决议不满的各种言行，并将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载入中共纲领性指导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此以后，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的重要结论保持了相当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陕北肃反争论在1935年中共中央初步裁定是非曲直后不久就发生了争论，期间矛盾还多次激化，直到延安整风召开“西北高干会”，中共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以及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③，再次维护西北高干会的决议，直到1953年“高饶事件”前，是中共中央第二次和第三次集中解决陕北肃反的阶段④，而第三次即西北历史座谈会又是西北高干会的“继续”，因此可以作为一个以西北高干会为中心的独立部分加以区分和研究。其次，就陕北肃反的政治结论而言，这一时期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陕北肃反争论从拉开序幕，到“高饶事件”前，争论问题的政治结论主要是在西北高干会，“议”出了主要的基调和基本的共识，其前后两部分时间段内发生的相关事件，基本可以分别归为西北高干会召开的背景原因和延续发展部分。 关于延安整风期间及其前后陕北肃反的争论，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朱理治传》⑤提供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披露了朱理治在关于陕北肃反处理的两次关键会议上的经历，该书引用了许多现在尚未公开的史料，对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张秀山所著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⑥，更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高岗传》⑦以传主高岗的一生为线索，记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历程，广泛涉及陕北肃反不同阶段的处理和对当事人政治浮沉的影响。还有在一些传记、回忆录等作品中对陕北肃反在1935年肃反发生后至1953年“高饶事件”前，都有零星介绍和部分回忆，这都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对于这个时期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研究，现在还是非常初步的，尚未真正地深入。究其原因，一方面，关于这个领域在资料上尚未有效开放，仅靠一些零星的资料，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因此未能有重大进展和突破；另一方面，延安整风期间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关系到党的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历史功过问题及许多党的重要文件的事实基础，有着很强的现实关联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政治上引起波澜，给研究者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故而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条件。 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档案，并对相关的著作进行了一些基本梳理，搜集到了部分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比较核心的史料，诸如高岗在西北高干会上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全文文本，任弼时、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马文瑞、朱理治、郭洪涛等的发言记录，感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一方面对于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在学术上也想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陕北肃反重新审查的原因 中共中央在初步解决陕北肃反遗留问题时采取的措施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维持和肯定陕北肃反所谓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只是强调在执行中有扩大化和极端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又迅速纠正肃反的错误政策，释放了西北根据地领导人，实质上给予平反。这种矛盾的政策导致了争论的不断出现甚至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