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冬的红四军白雀园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第3期)等。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的历史内容。在研读相关材料时，笔者发现，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本文不是对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全面研究，而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几点新的探索，这些探索使笔者对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留苏派在严密党组织和红军正规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了新的认识。 一、鄂豫皖红军中的纪律问题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中央红军那样，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几乎难以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 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①军长为旷继勋(后为徐向前)，政委为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军校校长为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多]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为]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以]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②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③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像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一些“英雄”气概，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④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在纪律上就更难以保证了。总之，红四军当时还远未达到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标准。沈泽民在1931年6月的扩大会议上即准备就纪律问题展开斗争，但张国焘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批判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⑤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⑥ 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几乎一度脱离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3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⑦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⑧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⑨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