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层面的变迁历史，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信息公开之后，各地档案馆大多按相关法律规定向公众开放了1978年以前的档案，这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当代中国史趋热的学术氛围下，研究者如何在研究方法与规范上达成共识?这一问题显得日益重要。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上海学界几位正在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希望这组讨论能够对此领域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杨奎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147-03 作者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上海200062) 收稿日期：2012-02-11 在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史家的职责都是记录发生过的，包括刚刚发生过的史实。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都不排斥对现当代史实的记述。直至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有当代历史的讲座课程。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历史学界才开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发生了争论。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是史上最早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行性提出怀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解释说：对于史料零碎、真假难辨的古代史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是最值得今人了解，也是最容易为今人所了解的；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它同那些可能永远都只能处在云雾之中的古代史研究不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国家都保留有大量的档案文件，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保存有包括私人通信在内的各种文字记录，因此它又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最能够切近史实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阿克顿同时则告诫说，距离太近的历史并不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他相信，基于学术角度，客观研究当代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许多档案文件还没有公开，政治动荡与认识分歧影响着每一个人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同时，活着的人总不像死去的人那样坦白，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还没有曝光他们所了解的秘密，要证实许多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他的观点是：“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我们才能确切地了解它”。 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史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怀疑当代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这就给后来的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恰当地区分“时代”?可以肯定，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比如，阿克顿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他所说的“近代”或“现代”，就跨过了三四个世纪，讲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历史。而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欧美国家规定的政府档案解密的时间只有30年，也就是说，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史实材料，用不着等几个世纪，事情发生30年之后就有曝光和研究的可能了。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专制，但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来说，这个所谓的“时代”，往往也只是指一个朝代而已。它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因为后来的当政者无意保守前面当政者的秘密，往往导致大批档案文件或相关史料很快即被公之于众，从而也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然而，仅仅因为西方历史学科近百年来自设藩篱，大量新开放档案的曝光和解读，多半只是成了政治学家、报刊记者，甚或文学家们重视的工作了。 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时间上严格区分哪些时段可以研究，哪些时段不可以研究，显然并不适当。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逊说得好：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应用他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过去，特别是要使读者了解，是哪些情况导致了过去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那么，不论任何时段，只要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文献和史料，能够把某一历史事实在可能的条件下记述下来，把其背后的原因，哪怕只是部分的原因披露出来，都是值得去做的。正如阿克顿所言，近现代史之所以对今天更重要，根本上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因此最容易为有过相近经历的今人所了解。在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证明，不要说相隔几个世纪，哪怕只是隔上一代半代人，只要生活及知识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准确地了解，特别是理解刚刚过去的人、事、情感与思想，都可能会变得极端困难。不要说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哪怕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后来看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何尝不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故今日研究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简单是着眼于记述历史事实，而是具有抢救的性质了。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简单地重建史实并不难，难的是对史实形成的种种深层原因能否“真了解”。要“真了解”，就必须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如果我们今天能利用与当代史中人物有过居同一境界、容易同情理解之便，又能依据新时代之价值判断做客观之批评，我们为何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
